“黎民”非“百姓”

如今,很多人以为“黎民”和“百姓”是一回事。其实不然,几千年前,在黄河流域集中着几个较大的部落,有黄帝族、炎帝族、夷族和九黎族等。     

黄河流域高级别旅游景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决策,迫切要求开展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的整体研究。以GIS10.3作为主要分析工具,系统梳理了黄河流域内1 010个3A级以上旅游景区的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整体呈"大分散、小集聚"的分布状态,三大自然区划内景区分布悬殊,东部季风区数量最多、密度最大;②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类型以凝聚型为主,在流域中下游的西安、济南等沿黄城市附近形成大的凝聚中心;③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核密度分布空间差异显著,整体呈倒"入"字形结构,不同级别景区之间存在密度差异;④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之间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空间关联类型以正相关为主,且集聚特征明显;⑤自然地理环境、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区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对黄河流域高级别景区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影响,且对不同类型不同级别景区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最后,文章针对黄河流域景区空间格局优化及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建议。     

黄河流域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甘肃省兰州市2396位居民为例

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通过生态补偿方式来解决。为构建黄河流域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文章以甘肃省兰州市2 396位居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方式获取所需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方法对黄河流域兰州段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该地区居民具有一定的生态补偿意愿,在2 396份有效问卷中,有67.8%被调查者愿意补偿支付,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主要受其学历水平、工作、收入和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四个因素影响,并且这四个因素均与生态补偿意愿呈正相关。据此提出了促进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的对策建议,为甘肃省兰州市构建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中国古代黄河流域水权制度变迁(下)

阐述明、清2朝水权制度,分析明、清2朝水权制度特点,讨论明、清2朝水权制度变迁的原因。提出当前制定水权制度应注意的问题,认为完备的用水制度是节水的关键;国家应采取各种措施,制定法律、法规,以弥补诱致性制度供给的不足,并且在制定水事法律、法规时,应考虑各方利益,减少执法的阻力;人民群众应参与用水制度的创新和实验;当市场或资源条件发生变化后,即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后,应适时进行制度方面的改革;重视非正式制度的作用;继承我国古代比较成熟的法律制度、严格执法;制定水权制度除了考虑以上因素外,还要注意制度变迁的成本。     

黄河流域综合开发治理战略的探讨

<正> 流域综合开发治理战略是对流域资源开发、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科学谋划,也是发挥流域优势,取得较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交益,实现流域发展良性循环的有效手段。制定流域综合开发治理战略是一个复杂的课题,要求从流域开发的内外条件出发,根据流域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综合分析来确定,包括开发整治目标与任务、开发模式、经济发展方向等等。     

“寻根问祖”话盘龙

与汉口城区仅一河之隔的盘龙城，一直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往往都会与“封闭”、“落后”和“荒野”等词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是1954年的那场大水，只怕到现在人们仍然不敢相信盘龙城是有着3500年的古老历史，是改写中华明历史，推翻了中华民族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定论，演变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殷商城市遗址。     

民资“涌上”高速路

民营企业对高速公路的投资正呈现出从沿海发达地区 向中西部地区推进的新热潮     

黄河流域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

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利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相关性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2010—2020年,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由濒临失调阶段上升为勉强协调阶段,空间分布从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现扩大态势。(2)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关联特征不强,空间外溢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下游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3)绿色技术创新对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对黄河流域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人力资本水平对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