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混改”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考察了国企“混改”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国企“混改”过程中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动机。结果显示,非国有股东参股促进了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投资。机制检验发现,非国有股东参股通过治理效应路径和融资约束路径共同影响了国有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具体表现为非国有股东参股带来的监督治理效应和融资约束强化效应均增强了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促使国有企业增加金融资产投资。上述研究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参股推动的国有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并非出于短期利益追逐,而是为了平滑企业投资进行的预防性储蓄。本文研究对于如何通过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多因素模型下的风险预算分析及其在我国的应用

以风险配置为核心风险预算技术,是一种全新的投资组合管理技术,在国内也还是一个新概念。因此,如何与国内机构投资者的资产管理业务相结合,并指导和应用于投资组合管理过程,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文章结合国内实际从利率因素的研究开始,分析和确定多因子的选择,建立起类别资产配置的多因子模型,探讨资产负债框架下的战略风险预算过程,为机构投资者建立风险管理前移的风险预算模式提供决策参考。     

市场信息效率的提高会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吗?——基于R2的研究视角

本文承袭Wurlger(2000)的资源配置效率估算模型,以我国2001~2005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市场信息效率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因果承接关系。在以股价波动同步性作为市场信息效率衡量指标的基础上,研究发现,随着市场信息效率的提高,资本更快地实现由低效率领域向高效率领域的转移,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有效改善。     

数字金融对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实证研究 ——基于一级行业周收益率数据

为考察数字金融对证券市场不同行业的影响,从而为市场风险识别、标的估值及投资策略制定等提供客观的参考指标。同时,也为数字金融政策制定、市场监管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利用A股市场过去十年一级行业周收益率数据,构建证券市场行业收益率及波动率对数字金融指数等变量的面板自回归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与证券市场整体收益率呈正相关。数字金融的增长可以抑制市场波动率的增长。数字金融对传媒,电子,房地产,家用电器,计算机,汽车,通信等行业均具有较好的经济显著性和统计显著性。在长期,行业间收益差异有收敛迹象。数字金融促进行业的收益均衡,说明数字金融对行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有正向作用。     

扭曲因子、进口中间品价格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网络结构一般均衡模型事后核算方法

基于BF(2020)模型框架,本文构建了嵌入间接税、成本加成和进口中间投入品的非竞争型投入产出网络结构一般均衡模型,并提出了一种扭曲—调整的索洛余值的事后核算和结构分解新方法,进一步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数据、WIOD数据库等编制了与模型匹配的社会核算矩阵,实证测算分析了1997—2017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结构变化。研究表明:(1) 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且两者存在明显此消彼长的“跷跷板”特征,劳动的贡献相对较小且贡献率呈下降趋势。(2)纯技术效率变化一直是全要素生产率变化主要贡献部分,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07年是其分水岭,受技术模仿后发优势逐步式微的影响,技术进步速度下滑,但2012年后受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影响,纯技术效率逐步提升。(3)扭曲因子配置效率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贡献由正转负,进口中间品贸易条件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贡献率由负转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大背景下,资源配置效率变化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但2007—2012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扭曲因子配置效率出现短期恶化并拉低了全要素生产率。     

不同所有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评价——规模与效率双重视角的研究

推动企业成为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应用的主体，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键。针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较难衡量且缺乏考虑企业创新效率的问题，从规模视角入手，基于创新价值链分析，通过区分企业所有制性质，研究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同时，结合BCC-DEA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从创新效率角度系统探讨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以上海为例的实证结果表明，上海企业在研发投入端的创新主体地位相对突出，但呈不断弱化趋势，尤其是R&D经费增长显著落后于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在以发明专利为代表的产出端，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尚不明显，且同样存在比重下滑迹象。外资企业年度创新效率表现最优，内资企业处于明显劣势，但得益于技术效率增长，科技创新全要素生产率保持年均微幅增长，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创新效率存在递减态势。最后提出加强科技资源配置、挖掘科技产出、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等建议。     

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兼论金融的调节作用

推动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均衡发展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举措。文章借鉴樊纲等学者的市场化指数测度框架，构建了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指数，运用1999-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房地产为第一视角实证检验了房地产市场化改革、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显著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在房地产拉动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总体上金融支持对房地产市场化改革驱动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但这一正向调节效应在金融发达地区并不适用，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反而抑制了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且限购限贷等行政限制类政策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一负向调节效应。文章的研究不仅为现有关于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揭示了宏观经济"脱实向虚"风险的内在动因，更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房住不炒"定位，构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提供了新的改革思路。     

数据要素价值化生态系统建构与市场化配置机制研究

数据要素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如何应用整体观和系统观理论构建数据要素价值化生态系统，成为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关键议题。针对数据要素价值化面临的理论与实践挑战，引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系统探究多元主体参与数据要素价值化过程的生态系统联动机制，深入剖析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动态过程机制，有助于深化数据要素价值化和市场化配置理论研究，为探索数据要素价值化过程中多元主体协同共创、优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加强数据要素监管与治理、打造数字驱动型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激活数字创新生态活力与成效、加快数字中国建设提供理论和决策启示。     

地权稳定与农业生产

本文以《农村土地承包法》在省一级层面的实施作为政策冲击,研究稳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农业生产效率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稳定的农地承包经营权能够增强经营主体对未来的确定性预期,保障各方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活跃土地流转并有效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第二,《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实施促进了农户转出而非转入土地,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主要源自稳定产权的直接激励效应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稳定的农地产权能够促进土地有效流转,优化农户农业生产与劳动配置决策;第三,地权稳定性改革有效缓解了因人口流出与区位劣势造成的农业生产效率损失,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务工收入以及整体收入水平。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合理的制度设计能够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清晰的产权设计、合理的预期管理是实现市场化资源配置的必要条件。     

Government R&D spending,fiscal instruments and corpor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Using panel data from 242 cities in China, we examin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spending on corpor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e find that listed firms located in cities with higher government R&D expenditures are more innovative than firms in other cities. Furthe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government R&D spending depends on fiscal instruments and factor allocation. Through subsidies and tax incentives, government R&D spending enhances firm innovation by alleviating financing constraints, improving employee creativity and ensuring efficient operations. We demonstrate that subsidies are more effective than taxes in spurring corpor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e also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R&D spending is stronger for state-owned and high-tech enterprises than for other enterprises. Overall,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government R&D spending can substantially improve corporat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rough fiscal instru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