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用车驾驶室乘员保护》试验要求与方法研究

商用车驾驶室乘员保护作为商用车的一项重要安全性能要求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主要介绍了我国正在制修订中的商用车驾驶室乘员保护标准,以及对欧洲现行法规及其修订案、美国法规和瑞典法规的试验要求及方法的对比分析,并对商用车驾驶室乘员保护标准的制订提出了一些参考建议。     

商业银行持续创新动力、能力和机遇的耦合机制

本文基于现有持续创新理论归纳了银行持续创新理论框架,构建了一个银行持续创新初步测评表,并以现实案例进行修改、完善和验证,结果证明测评表用来测度银行持续创新是适用的,创新动力、能力和机遇同银行持续创新正相关,三者耦合度越高,银行持续创新越可能实现。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1)从深度访谈的规范案例研究方法中形成一个适用的银行持续创新测评表;(2)深化持续创新理论研究,构建了动力、能力和机遇耦合度分析模型。     

行政区划调整对住宅价格变化的影响效应分析——以南汇并入浦东新区为例

行政区划的调整往往是为了适应城市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而进行的。除经济和生态环境因素外,住宅价格还受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但行政因素对住宅价格变化影响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以上海市南汇区并入浦东新区为例,运用Hedonic模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半弹性系数等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定量测度行政区划调整对住宅市场价格变化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从时间变化上看,行政区划调整以后,浦东新区各板块的住宅均价呈现上涨趋势,住宅价格比调整之前上涨2.74个百分点,且前阶段的涨幅较之后要大;从空间变化上看,外郊环、郊环外涨幅潜力更大。总体而言,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住宅价格变化有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其影响程度有限且不及区位、交通和住宅特征等因素显著。因此,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应当理性对待行政区划调整策略,不能过于奢望通过短期的行政区划调整来提升房地产价值,而应当更多地关注开发区位的选址及区域交通和环境条件的改善,提升物业管理水平与服务质量,完善社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     

住宅价格与居民收入均衡关系及住房支付能力稳定性

文章通过聚类分析将35个大中城市按2000-2009年住宅价格分为四组,结合面板单位根、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住宅价格和居民收入的均衡关系进行了分析,并运用FMOLS模型探讨了住房支付能力稳定性问题。分析表明:35个大中城市的住宅价格和居民收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支付能力稳定性比较弱;住宅价格和居民收入互为因果关系;住房支付能力稳定性弱不是普遍现象,仅存在于高房价城市;除收入外,城市的食品消费、医疗、教育和交通通信等软硬件设施也是影响住宅价格的重要因素。     

房地产正向财富效应形成的条件分析

房地产对居民消费的财富效应一直是关注的焦点。产生房地产财富正效应的条件为:城市居民二套住房拥有率要大于有潜在住房购买力的家庭占比率。我国应加大调控力度,降低房价,增加公共住房保障供给,大力发展适合中低收入阶层家庭的商品房项目。     

金融改革进程中我国银行资本的市场运作研究

伴随经济的全球化和多样化,金融结构的调整和改革,金融的业务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为了生存和发展,银行作为盈利性的企业,必定要在自身的经营方式和结构上进行具有创新性的重组和调整,这样,银行资本的市场运作必定也会受到一系列影响。     

我国商品住宅价格波动的区域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商品住宅价格变化的区域差异越来越大,使得宏观调控政策在各地区产生了不同效果。文章在比较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历年商品住宅价格波动状况的基础上,根据住宅市场存量——流量理论构建我国商品住宅市场的价格决定模型,并以2003—2008年我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数据的混合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各区域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及其波动幅度存在较大差异;利率、预期、银行信贷和滞后价格是导致我国商品住宅价格波动存在巨大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我国各区域商品住宅价格的上涨缺乏经济基本面的支持。     

瑞士养老保险体系运行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我国养老保险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在建设新型养老保险体系时,需要充分借鉴外国经验。作为这方面最为成功的瑞士养老保险体系能够给我不少借鉴。本文从分析瑞士养老保险运行现状和面临问题出发,回归到我国养老保险现实中来,进而为建设新型养老保险体系提供具体建议。     

对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建设的研究

中国的住房公积金制度经过了近20年的运行与发展,为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近几年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难以适应新时期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从而导致其基础功能的缺失,如何发挥其住房保障功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构建全国性的住房公积金模式或许是一种现实选择。     

抗战时期中国通商银行的内迁和战后的复员

抗战时期,由于战火的摧毁及日伪对资产的劫夺,中国通商银行难以在东南沿海一带发展,遂将重心内移,包括将总行内迁重庆,在大后方广设分支机构,并将部分资金和人员内调。该行战时在后方不仅使自身获得了长足发展,而且联合其他内迁金融机构,对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经济金融建设以及促进东西部金融格局趋于平衡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但是,战后该行又将重点放在东南沿海发展,在内地的金融机构逐渐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