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评级变动能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吗?——基于财务重述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拥有主体信用评级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企业财务错报在未来被重述这一场景,检验主体信用评级变动能否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研究发现,评级机构在发债企业财务错报年显著下调了主体信用评级,而在重述公告发布年没有上述现象,这表明主体信用评级下调反映了企业的真实财务信息。在控制内生性影响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发债企业当期财务错报涉及盈余时,主体信用评级被下调的幅度更大,说明评级机构更加关注与盈余相关的财务信息。机制分析表明,评级机构维护自身声誉是主体信用评级变动能够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的主要机制。此外,主体信用评级被下调还导致了资本市场投资者的负面反应。本文的研究结果为主体信用评级变动反映企业真实财务信息提供了直接的证据支持,揭示了主体信用评级的信息含量,也对理解中国情境下评级机构调整主体信用评级的行为动机提供参考。     

创新要素流动与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空间调节作用

基于2004-2019年中国内地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测度创新要素流动与数据要素流动环境指数，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效率，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的空间影响，并探究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空间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仅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促进本地绿色创新发展，而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发展起抑制作用。在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调节作用下，从本地效应看，人才要素流动通过影响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呈“双轨驱动”特征；资本要素流动仅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提升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水平，呈“单轨驱动”特征。从空间溢出效应看，数据要素流动环境能合理调节人才和资本要素的空间流动，缓解创新要素的空间错配，进而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住房、便利设施与异质性劳动力流动——微观机制与福利效应

通过构建住房和便利设施供给内生的空间均衡模型,运用人口调查数据和反事实检验方法,本文考察了住房成本和便利设施水平变动影响异质性劳动力流动的微观机制及其福利效应。研究发现:(1)住房成本随着异质性劳动力向城市集聚而显著上涨,但城市便利设施水平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高技能劳动力就业规模的扩大,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增长的贡献并不显著;(2)住房成本上涨与便利设施水平提高进一步推动了异质性劳动力在城市间的流动与配置,反映在城市体系上,使得城市的规模分布分别呈现出扁平化和向大城市极化的特征;(3)就福利效应而言,住房成本上涨压缩了工资溢价带来的福利水平提升空间,但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低技能劳动力福利差距的扩大趋势;更高水平的便利设施促进了福利水平的提升,但也加剧了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福利不平等状况。城市规模对上述福利效应存在放大机制。     

首要城市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研究：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实证

为拟合京津冀城市群中核心城市的扩散与回流效应，利用2005-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8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以北京、天津为单核心或双核心的城市主导产业对外围城市关联产业以及高产值产业的扩散效应模型，分析得出3个结论：①首都对外围城市的回流效应导致外围城市产业发展低端化，并制约首都高端制造业发挥扩散效应；②首都与区域内中小型城市发展差距大，使第二大城市承接发展转移的中介功能得到提高，并通过与首要城市的连结促进承接发展转移的中介城市产业发展；③回流效应影响主导产业向外关联性拓展，导致外围城市产业发展仍需依托聚集经济，相同产业的大量集聚影响产业多样性，制约产业集群发展。基于此，建议通过提升外围城市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水平、加速主导产业升级以及强化第二大城市中介功能，提升城市间产业协作水平。     

企业技术知识基础多元度对独立创新与合作创新平衡互补效应的影响

整合独立创新与合作创新的协同作用对企业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知识基础理论，构建技术知识基础相关与非相关多元度、知识整合能力对企业独立创新和合作创新协同性（互补性与平衡性两个维度）的影响效应模型，利用2009—2018年中国生物制药行业80家企业发明专利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技术知识基础相关多元度对企业独立创新与合作创新互补性具有正向影响，对两类创新活动平衡性具有负向影响；技术知识基础非相关多元度对独立与合作创新互补性具有倒U型影响，对两类创新活动平衡性具有负向影响。企业知识整合能力负向调节技术知识基础相关多元度对独立创新和合作创新互补性的正向影响，削弱技术知识基础相关多元度与独立创新和合作创新平衡性之间的负向关系。同时，企业知识整合能力在技术知识基础非相关多元度与独立创新和合作创新互补性间起负向调节作用。     

自由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调整的经济效应评估——以《美墨加协定》汽车原产地规则为例

本文使用2011—2019年美国汽车市场数据,测度了1354款车型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替代弹性,在识别了原产地规则限制度对合规车型售价影响的基础上,反事实模拟测算了《美墨加协定》汽车原产地规则调整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1)美国汽车市场上各款车型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替代弹性是异质性的;(2)以北美区域价值含量为代理变量的原产地规则与美国汽车市场上合规车型售价呈正向相关关系,与不合规车型售价呈U型关系;(3)《美墨加协定》汽车原产地规则限制度的提升,会对需要调整采购决策以继续合规的车型销量产生负向冲击,其他车型受市场替代效应的影响,其销量有所增加;(4)原产地规则调整降低了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外汽车中间品的需求,提升了对区内汽车中间品的需求。     

汇率波动、生产网络与股市风险--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的分析北大核心

本文从生产网络视角出发,研究中美贸易摩擦期间汇率变动对中美两国股票市场的直接影响以及由行业间生产联系带来的网络影响。从静态一般均衡模型可推出具有空间自回归(SAR)模型形式的实证模型,其中以行业间投入产出关系作为空间权重矩阵。实证结果发现,中美双边汇率变动对两国股市的影响在贸易摩擦期间均比之前更为显著,人民币贬值导致中国股市收益率下降,其中约50%是由行业间生产联系带来的网络效应,而美元升值导致了美国股市收益率下降,其中约37%是网络效应。关税制裁波及的行业与未波及行业的股票收益率均受汇率变动影响,但后者受到的网络影响更大,且各行业受到的网络影响主要由其下游行业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