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董事报酬决定法律制度比较与借鉴

各国的董事报酬决定机关以及报酬委员会的组成和职权都有所不同;美国安然公司等事件的发生,促使大部分国家强化了报酬决策隔离机制,即增强了报酬委员会以及股东大会和机构投资者参与决定董事报酬的权力。我国有必要完善董事报酬决定法律制度,尤其是要建立健全相应的报酬决策隔离机制,增加股东批准和监管的权力。     

我国股东大会决议瑕疵救济探究

我国《公司法》确认了股东大会决议瑕疵救济制度,但其救济体系有一定的滞后和缺陷。缺乏非诉救济途径的规定、决议瑕疵诉讼类型不完善、行使撤销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诉权主体范围过于太窄、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判决效力界定不明晰。为进一步保护中小股东等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稳定市场交易秩序,建议引入非诉救济途径,同时完善诉讼救济途径的相关法律规定。     

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研究

本文的研究过程中,重点从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出发,针对不同的债务限期结构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的影响做出了研究。通过对国内外专家学者形成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深入地研究了债务限期结构对企业的实际投资行为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向做出了展望。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强制执行若干问题研究

在人民法院的执行案件中,申请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持有的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进行强制执行,将股权变现,偿付申请人的债权。虽然股权的强制执行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由于股权的强制执行必然影响公司原有股东、公司债权人、公司自身的利益,因此在人民法院对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进行强制执行的时候,要充分顾及各方的利益,最大限度地缩小股权强制执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员工持股计划“工具化”——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自2014年《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颁布以来,受到资本市场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逐渐增加。与此同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可能引起的控制权转移风险也成为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那么,有质押的控股股东是否会策略性地利用员工持股计划来缓解风险？本文利用2013—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考察控股股东质押对员工持股计划的影响。研究发现:前期控股股东有股权质押、质押率越高的公司随后推行员工持股计划的可能性越大,该效应随着控制权转移风险的提高而增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员工持股计划进行短期市值管理是有效的,但并未显著提升公司长期价值,提示控股股东存在借其进行内部人利益绑定和市值管理的动机;进一步研究表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下推行员工持股计划的效果有限。     

大股东治理机制背景的独立董事功用

独立化后的独立董事会削弱大股东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其本身也难以发挥监督经理层、保护股东利益的作用,从而可能诱发股东与经理层之间的利益冲突,损害股东整体利益。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双重委托代理问题及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弱的现实情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应从两方面着手:政府选择合适的国家终极产权控制方式和合理的代理人行使国有股股权优化大股东治理;制定和切实实行保护小股东的外部强制规则。     

股权结构的内生性：从我国基于控股股东的内部资本市场得到的证据

上市公司IPO时的股权结构是如何形成的?与先前文献只从业绩考察股权结构内生性不同的是,本文从基于控股股东的内部资本市场及其背后的利益动机出发,认为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IPO前的业务关联性、组织形式和产权性质等特征形成的内部资本市场,是上市公司IPO股权结构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对1999—2004年IPO公司的研究有力地支持了上述假设。并且,股票发行制度改革前(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控制)相对于改革后(非国有企业、中央政府控制),其股权结构的形成更容易受政府干预和政策变化的影响,但很少受IPO前公司业绩的影响。这说明股票发行制度的改革确实有助于减少政府不合理干预,真正实现企业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股权结构。     

Are All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Ineffective? Principal–Principal Benefits,External Governance Quality,and Firm Performance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PBC) are benefits that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consume, but that are not shared with minority shareholders.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value protection rol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ypically frames PBC as principal–principal (PP) agency costs, and interprets them as a form of minority shareholder expropriation that decreases firm performance. Taking a value creation perspectiv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however, we propose a more nuanced role for PBC. Specifically, we see them also as PP agency benefits that compensate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for their monitoring and advisory services, which can increase firm performance. Since both PP costs and benefits affect firm performance, we theorize that PBC enhance firm performance at a diminishing rate. Furthermore, we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PBC on firm performance is more positive when country‐level extern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are strong.     

制度内生化均衡过程和我国经济增长制度有效性检验

本文在制度内生化均衡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出经济增长制度内生化决定机制。研究认为当事人资源禀赋和控制权结构决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一国初始资源禀赋和控制权结构决定宏观政治经济制度,制度内生于经济发展并决定经济增长;当事人拥有资源越多和价值越大,控制权结构和资源禀赋越不平衡,制度和经济将越无法获得有效增长。利用我国1978~2005年时序数据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控制权结构、制度安排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控制权结构决定制度并进而决定经济增长效率。     

终极控制人性质与对价形成

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终极控制人性质是影响对价的重要因素,表现为: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对价显著地高于私有产权控制的上市公司;而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对价显著地低于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对价的因素后,该结论依然稳健地存在。由于对价过高反映了大股东的损失,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股权分置改革中可能存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相对而言,中央政府、国资委对国有资产的监管更富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