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测度

为评价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以京津冀2014—2022年建筑业数据为样本,基于新质生产力理论,围绕高效益、高科技、高质量指标构建了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定量分析,揭示了区域间建筑业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差异。结果表明,2014—2022年,京津冀建筑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整体上均呈上升趋势;北京发展水平较高,天津次之,河北相对较低;2022年北京的评分比2014年增长近4.7倍,天津增长1.75倍,河北增长5.0倍;2014-2022年的京津冀建筑业耦合协调等级在不断提高,逐渐趋向均衡、协调发展。最后,从不同维度提出了建筑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路径,以期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共同信息溢出与股市行业极端风险共振

采用QVAR-DY模型对中国股票市场10个一级行业极端风险共振进行测度,并结合国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信息环境的影响,通过构建TVP-FAVAR模型探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共同信息溢出与行业风险共振的动态演变关系,分析我国行业风险极端共振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金融市场信息环境的质量,推升了共同信息溢出水平,进而加剧了行业间极端风险共振。进一步研究发现：共同信息溢出增强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用效果,在私有信息模糊,共同信息突出的时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行业风险共振影响强度更大,作用时间更长。鉴于此,应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强宏观审慎和金融监管,积极稳妥地化解行业风险共振,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自然垄断与政府产业管制

作为政府产业管制理论基础之一的自然垄断理论,曾受到以有限理性约束为底蕴的规制俘虏理论、规制经济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等的批评.本文认为,这些批评在围绕政府选择行为展开的同时,涉及到了政府有限理性的约束问题.针对自然垄断现象以及与此相对应的理论,文章概要评说了自然垄断理论之于政府产业管制的理论基础,在考察自然垄断与产业管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对政府选择行为的属性问题作出了理解,并重点分析了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产业管制时所蕴含的有限理性约束.     

China＇s Creative Service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Evolution

随着创意产业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创意服务贸易也得以快速发展,成为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创意服务贸易增速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自2004年起由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但在全球所处地位仍然偏低,仍具有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按照TC指数和CA指数计量的中国创意及相关产业服务的国际竞争力,目前仍处于较低水平,但逐渐提升的演进趋势明显。为尽快提升中国创意服务国际竞争力,应尽快建立创意服务统计信息系统,把创意服务作为服务贸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扶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引进创意服务业发展所需稀缺生产要素,并建立创意服务发展部门间政策协调机制。     

体验经济视域下大庆市旅游业发展路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旅游体验理论被逐渐运用于旅游资源的开发与规划中。但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着旅游企业认识不足、文化特质不突出、市场脱节,以及旅游产品体验类型单一、内容同质化严重等问题。大庆市应充分发展特色化、差异化、专门化的景区景点等方式,整合旅游产品,精挑细选旅游线路,细化目标市场,丰富产品类型;关注低碳消费,开发低碳生态旅游产品;转变发展思路,进行大众化定制,以满足公众对旅游产品不断提升的需求。     

知识产业的特质与我国传统产业知识化问题研究

知识产业是知识密集型和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也是高风险、高回报产业。目前,我国传统知识产业存在着技术密集度低,行业整体的知识化水平不高的问题。应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等科研投入力度。加强对知识产权的积累和保护,以提高我国传统产业的知识化水平。     

结构变化、行业劳动份额对中国初次分配的影响

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从行业视角对中国的劳动份额及其变化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与当前普遍认为劳动份额持续下降的看法不同,近年来中国劳动份额处于上升态势,这说明初次分配的恶化态势正得以改善,但是劳动份额仍然偏低,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仍然处于不利地位;总体劳动份额的波动主要来源于行业内劳动份额的波动,两者表现为“齐升齐降”,只是波动幅度有差异而已.对劳动份额波动的进一步分解表明,对于总体劳动份额的变化,行业内效应贡献了82.83％,而结构效应仅仅贡献了17.17％.     

产业链治理架构及其基本模式研究

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产业链日益成为竞争的主要形式,公司治理已由企业治理、企业集团治理,发展到了产业链的治理。现有产业链治理模式的研究还是侧重于管理模式方面,而对于产业链层面的董事会、经营层等内部治理架构研究方面则存在不足。本文首先界定了产业链的三种基本类型,即资源驱动型、市场主导型和技术主导型,提炼出资源、市场、技术、协调四种关键要素;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产业链治理的架构及三种基本治理模式,重点是产业链董事会和经营层的结构安排和机制设计,对其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进行了系统阐述。案例实证以三种基本治理模式为基础,针对最复杂的技术主导型产业链治理的实现问题,以上广电和比亚迪为例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两种基本产业链组合的治理问题,则选取中粮集团资源驱动型产业链、市场主导型产业链治理的典型案例展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