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的就业效应:基于江苏三次产业的差异分析

利用江苏1995年-2009年的FDI与就业数据,对江苏FDI的就业效应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研究表明,从总体来看,FDI会促进江苏就业的增加;具体到三次产业,就业效应却又有显著的差异,其中第一产业的就业效应为负,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效应为正,但是总效应为正。因此可以说,江苏吸引FDI使得江苏更多的劳动力得到了就业的机会。     

浙江省11城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当前,面对全球经济动荡、资源成本约束的新形势,创新引资战略,开创引资新局面应是各地需要高度重视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应从单纯追求引资数量转变为既注重引资数量更注重引资质量和效益。本文采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提出的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对浙江省11城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状况进行实证研究。文章通过指数大小排序来反映各城市利用外资业绩与潜力的相对地位,并针对不同地位的城市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跨国公司生产性服务业FDI地理集聚因素研究——基于中国1997—2009年的数据分析

信息壁垒的存在及高质量服务购买时的经验性特征,使跨国公司生产性服务业FDI在最初进入时往往会追随制造业。实证研究表明:除了制造业FDI,生产性服务业FDI往往和东道国制造业表现出很大的关联度;一国受教育程度、开放度等都是影响因素之一;东道国生产性服务业种类的上升会降低东道国制造业的生产成本。     

贸易成本与技术差异:南南和南北协定对FDI的影响

由于贸易成本不同和技术差异,不同国家组成区域贸易协定(RTA)后,FDI流入数量和质量都存在差异。以知识-资本模型为理论框架,本文对OECD国家和东盟国家的FDI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南北型RTA比南南型RTA能带来更多的FDI,发展中国家进行区域一体化时最优选择是和发达国家缔结贸易协定。     

FDI与东道国企业的能源效率——以江苏高新技术企业为例

FDI在促进东道国经济规模扩张的同时,也会对企业能源使用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利用江苏省1988家高新技术企业样本数据,试图揭示FDI与企业能源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虽然FDI对企业能源效率有正向影响,但来自不同国别（地区）FDI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非港澳台地区FDI较之港澳台地区FDI对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这可能与不同来源地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的差异以及FDI在中国大陆投资的不同动机有关。同时,本文还发现,研发创新、人力资本以及国有资本份额也对能源效率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而产业集聚因素对能源效率影响不明显。     

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1999～2008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FDI技术溢出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技术溢出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有明显的正面效应,但这种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外观设计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量上,对发明专利的授权量没有显著影响。对东、中、西部地区的进一步分析表明,FDI对中国东、中部地区的外观设计、实用新型创新能力具有较显著的溢出效应,而对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     

广东企业对东盟国家直接投资的产业区位选择

广东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存在两种不同的投资:优势型对外直接投资和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文章据此探寻广东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区位,从东盟的产品市场和资源禀赋出发,分别分析了广东省在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优势产业、边际产业、资源类产业及小规模技术产业的企业对东盟国家的不同投资指向。     

我国出口贸易的增长性分析

通过结合国内生产总值与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发现：国内生产总值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双重吸引作用,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推动出口贸易的增长,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能够促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通过实证检验得到,我国实际生产总值与出口贸易存在正向稳定的经济关系。     

基于噪声甄别模型的我国FDI福利效应的差异性分析——来自1997-2009年的数据证据

运用含有噪声的甄别博弈模型,分析得出东道国在引资过程中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和其他引资国的政策制定符合本国福利增进的引资分割点,且东道国引资优惠额度越大反而越有可能损害本国福利。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1997-2009年引进FDI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1)整体FDI对我国福利效应的增加带来了积极作用,但FDI对收入福利指数的贡献较小,对生产福利指数贡献较大;(2)自2005年开始,制造行业FDI对我国福利增加的贡献率趋于减小且有恶化趋势;而处于农、林、牧、渔业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行业的FDI对我国福利的贡献率却逐渐增加;(3)处于后危机时代的FDI在引资政策上更应该重视产业导向以提升FDI的正向福利效应。     

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FDI与省区双边贸易流量的实证分析

运用贸易引力模型分析FDI和各省市区国际贸易的关系,对2007年我国30个省市区和26个国家或地区的双边贸易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各省市区FDI与国际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从三大经济区域来看,东部FDI对国际贸易的弹性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最小。基于资源禀赋差异的垂直贸易体制加剧了FDI投资于我国的趋势。各省市区的贸易模式取决于贸易双方的经济规模和地理距离。双边贸易流量的规模与各自的经济总量呈正比,双方的地理距离(运输成本)构成了两地之间贸易的阻力因素,地理位置成为阻碍中部和西部地区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