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向的实证分析

美国1995年～2000年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分布极不均衡,对投资流向分布进行统计分析发现,非金融领域直接投资、1994年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双边贸易量、东道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是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证明了邓宁国际生产折衷主义理论对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力。据此简要分析美国对中国金融领域直接投资现状,并分析了今后发展趋势。     

FDI对中国国内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开放条件下,FDI会对东道国国内投资产生强有力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FDI对东道国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或者挤入效应。本文对1987—2001年FDI对中国国内投资的影响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在最近的15年间,FDI对国内投资总体上存在显著的挤入效应;对大多数省份的投资也存在挤入效应,但在东部沿海省份挤出效应和中性效应则占一定的主导地位;FDI对不同地区投资的影响程度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呈现出由东向西渐次减弱的状态。     

FDI对湖南省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地域梯度差异的实证分析

通过回归分析法,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湖南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采用Q型聚类层次法进一步探讨FDI对湖南各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不平衡性。结果表明:FDI对湖南省经济促进效应显著,且主要是靠短期需求拉动经济增长,FDI的滞后期为3年,滞后的FDI对经济的贡献小于当年对GDP的贡献。FDI对省内各地区经济的贡献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性,且这种差距呈扩大态势,值得引起高度警惕。     

FDI对江西经济增长的贡献

投资水平严重不足,资金紧缺已成为制约江西经济发展的瓶颈。FDI可提升产业关联度、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和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江西FDI的战略定位构想是:建立生态产业集聚园、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完善区域性资本市场、培养“本土化”的高级人才。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区域经济制度变迁

本对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简称FDI)和制度变迁的分析表明，二之间存在着良性的互动关系，FDI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平衡是导致我国区域制度变迁非均衡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我国区域制度变迁的非均衡发展则进一步加深了FDI区位分布上的非均衡。我国中西部地区应通过积极的制度创新改善投资环境，进而以FDI的流入推动制度变迁，实现制度变迁和FDI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和我国区域制度变迁的均衡发展。     

中国利用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结构比较及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而加速了我国经济发展,使我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化。本文通过从存量结构、产业结构、区位结构和投资方式结构四个角度对中国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分析,从中得到一些启示,以有利于推动利用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共同发展。     

外国直接投资的对外贸易效应实证分析--基于改革开放25年的数据

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二者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相关性呢？我们通过相关性检验，建立滞后模型进行一元回归，得出结论如下：出口总体同FDI存量滞后两期的相关性较大，说明外商投资进入中国后不会马上产生出口效应，滞后期一般为两年；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出口同FDI存量之间也存在明显的滞后性。但是，初级产品的进口几乎不存在影响；进口同FDI两期滞后存量之间的相关性明显。     

利用FDI带动效应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引资国,在吸收、利用外国直接投资过程中,如何利用FDI的产业带动效应优化自身的产业结构,提高本国的产业竞争力,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利用外资的一大课题。本文提出了政府在促进FDI发挥产业带动效应中应起的作用。     

产品内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理论模型与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基础上建立一个产品内分工的分析框架，把小岛清模型应用到产品内分工上，揭示了产品内分工条件下贸易和投资的互补关系，运用协整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FDI与中国产品内贸易的关系。结果表明，FDI与中国加工贸易进口和加工贸易出口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FDI与出口贸易结构关系研究(1978～2005年)——基于DLM与TVP模型的检验

本文分析初级产品、工业制品出口贸易结构及出口贸易方式结构变化,并研究其变化原因,同时借助分布滞后模型及变参数经济计量模型,探讨1978年以来FDI对出口贸易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认为出口贸易存在巨大利润空间与政策空间,并促成外资流入规模逐年扩大;但伴随着外资的流入,出口贸易结构并未优化,需要通过政策措施调整FDI的流入规模与方向,进一步实现贸易结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