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FTA的战略意图探析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把我国的FTA建设提到了战略高度。我国的FTA建设起步虽晚但发展较快,我国参与FTA建设具有多方面战略意图:即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总目标,创造有利的外交环境,增强对地区及世界的影响力,突破发展的资源瓶颈等。     

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战略——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运输成本所体现的地理距离对国际贸易的阻碍作用随着产业内贸易的发展重新被重视。"相似需求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的贸易量会更大。边界的存在使国际贸易受到关税的阻碍,各国希望通过FTA甚至更高形式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来抹平边界的作用。文章从实证的角度解析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影响因素,重点考察地理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影响的显著性,以从中窥探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特点及战略选择。     

FTA背景下市场规模、产品差异与关税保护——基于空间经济学模型的解析

在缔结自由贸易协定(FTA)时,大多数缔约方对本方竞争力弱的产业往往采取关税保护措施。在确定需要保护的本方产业时大多数缔约方往往采用贸易竞争度等方法而忽略考虑了缔约双方的市场规模和产品特性。这往往会造成保护失当或达不到预期的保护效果。本文采用空间经济学模型,对市场规模、产品差异化程度与关税保护的效果之间进行模拟分析。通过分析得出:虽然关税能够防止本方产业的流出,但是对市场规模小的缔约方来说效果有限;市场规模小的缔约方无需对产品差异化程度小的产品采取高关税保护措施而只需对产品差异化程度大的产品采取高关税保护措施。     

FTA 机制下中韩货物贸易逆差问题探析

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两国贸易往来日益密切,进出口贸易额不断攀升。但在中韩双边货物贸易中,中国却一直处在贸易逆差地位。中韩FTA在缓解中韩巨额货物贸易逆差上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并且通过政府和企业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能够使FTA在缓解贸易逆差上发挥更大作用。     

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基本特征、推动因素与前景展望

近年来,东盟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已经成为亚洲地区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中心之一。推动东盟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协定的因素,既有内部的经济一体化要求、大国均衡战略以及国际地位提升需要,也有主要发达国家东南亚战略变化的原因。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格局的形成,一方面会削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应,另一方面会对中国形成战略制约,积极调整我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战略势在必行。     

中日韩农产品产业内贸易实证分析——兼论对三国FTA的影响

采用GL指数和Bruelhart and Dublin指数及Greenaway 标准对1995年～2008年间中日韩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特征进行测算的结果表明,中日韩之间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整体上较低.而这意味着三国FTA的调整成本将较高,三方应为发展农业产业内贸易做出努力,以推进三国FTA.     

中韩自由贸易区预期产业效应的实证分析——以中国钢铁业为例

中韩自由贸易区（FTA）在给中国优势产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会给劣势产业带来冲击。以中国钢铁产业为例,借鉴KIEP（2005）的敏感产品选择方法,确定出中韩FTA成立后中国钢铁产业的敏感品目,从微观角度定量分析中韩FTA的成立对中国钢铁产业的预期影响,结果表明：如果给予过渡安排,对整个钢铁行业的）中击可能会小得多,如果不给予过渡安排会对国内高附加值产品,对成长中的板材生产商的发展造成较大威胁。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战略的比较研究

中日韩作为东亚经济的主导力量,三国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关键环节,对本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由于中日韩三国的自由贸易战略不同,各国的FTA谈判目标、重心、进度存在很大的差异,构建中日韩FTA的合力难以形成。加强三国的政治互信度、调整三国的产业结构、将加速现阶段中日韩FTA的合作进程。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形成、运行机制及启示:竞争性自由化视角

本文主要从美国竞争性自由化贸易战略发展演化与实施的视角探讨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形成与其运行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中韩自由贸易区双赢合作机制的启示。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功能定位、内在逻辑与发展前景

作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要载体,自贸试验区被赋予“开放升级”和“体制改革”双重功能：一是在服务业和投资领域实行进一步对外开放,进而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二是建立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行政管理体制,为全国整体融入世界经贸新规则提供压力测试。这种功能定位既有国际背景的压力驱使,也有国内环境的迫切需求,并且遵循着渐进式改革的内在逻辑,具有明确的试验目标、行动策略、路径选择和发展前景。虽然在推进过程中面临一些制约,但未来发展趋势不可阻挡。目前自贸试验区主要面临部分区域功能定位相互重叠、对外开放功能受限制、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尚未建立、法律支撑有待加强等问题,需要从优化竞合格局、赋予更多实验政策和健全监管体系等方面入手加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