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商会在广东产业转移中阶段性推进作用

集体行动的逻辑在于获取最大限度的集体效率,行业商会比企业无私,比政府节约。本文通过建立阶段性推进模型,探究行业商会在广东产业转移中的推进作用,及其在四个阶段中扮演的角色。     

Regional and Sector-specific Determinants of Industry Dynamics and the Displacement–replacement Effects

In this paper, we empirically assess the importance of regional and sector-specific determinants of industry dynamics. To this aim we test three hypotheses (originally proposed by Shapiro and Khemani (1987, Int J Indust Organ 5:15–26))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ntry and exit of firms: independence, symmetry and simultaneity. Estimates from a panel data system of equations seem to confirm the simultaneity hypothesis for Spain, i.e. we find evidence of a displacement (replacement) effect between the gross rate of entry (exit) and the gross rate of exit (entry). Also, our results show that, irrespective of the hypothesis we use, both sectorial and regional variables affect entry and exit.

银行危机与政府干预——基于中国金融史的研究

当银行危机到来时,政府是否应当进行干预？政府干预对银行业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在金融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备受关注,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1934年白银风潮冲击下中国大规模的银行危机为背景,对比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两个金融中心上海和天津的银行业同业组织在危机中的表现,发现天津银行业同业公会成员相比于非银行同业公会的成员受到了更严重的挤兑危机,且在危机期间放款额出现了更显著的下降。而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则没有受到大规模挤兑,且反而在金融危机期间扩大了信贷规模。本文认为是由于政府干预程度的不同导致了津沪两地银行同业公会的不同表现。具体机制为:其一,政府干预推动了银行业信息公开,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恐慌和挤兑;其二,政府干预下银行组织承担了更多的财政义务。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与路径研究--基于国际经验的考察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速放缓、结构升级及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新常态阶段。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动能是经济新常态时期的重要任务和目标,而发展数字经济则是目前最优的经济发展模式。2017年数字经济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预示着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发展模式之后的又一新型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已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也是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但数字经济模式属于新型经济发展模式,目前尚无一个完整的发展参考体系,需要我国自寻探究发展道路。由此,本文在研究数字经济内涵及其战略意义的基础上,基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和国外发展战略提出了我国数字经济的具体发展路径。     

电子信息产业国内价值链省域比较优势测度及空间差异研究

为应对后疫情时代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加剧的“比较优势陷阱”,中国亟需通过国内价值链省域比较优势的互补协同提升整体国际竞争力。在价值链产品内,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框架,兼顾增值能力与劳动生产率两个维度,使用非竞争型投入占用产出模型,设计一个评测国家内部区域电子信息产业真实比较优势的新指标。结果表明,东部沿海省域比较优势强度与广度最为显著,内陆省域比较优势集中于上游能源型部门;制造业部门比较优势凸显,服务业部门比较优势相对薄弱;比较优势高省域集中度与低省域集中度的产业部门中,均存在整体比较优势强弱差异,其中,高省域集中度产业部门比较优势强度更高。     

基于联盟的数字产业技术标准国际化路径研究——以昕诺飞为例

数字产业具有前沿性、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技术标准国际化是数字产业保持全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采用纵向单案例研究法,以昕诺飞为研究对象,探索企业推进技术标准国际化的路径及机制。结果表明,昕诺飞实现技术标准国际化的主要路径是基于自主研发或收购专利组建标准联盟或专利联盟并制定发布联盟标准,进而将其转化为国际标准、目标国国家标准和团体标准;企业可基于标准开展相应认证检测,形成“联盟+标准+专利+认证检测”的闭环,实现“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市场垄断化”的良性循环,以维持企业长期竞争优势;推进技术标准国际化的关键在于组建联盟,我国数字产业可通过“标准联盟+专利联盟”的双联盟策略,形成核心层稳固的开放式战略联盟,通过构建共生演化生态系统推进技术标准国际化。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城市产业支撑的发展与培育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产业支撑是城市发展的基础。首先对城市产业支撑的概念进行界定,然后从产业结构的视角对贵州省88个县区市的产业支撑现状进行剖析,发现建强县大部分依托第二产业、小部分依托第三产业,大多数非建强县缺乏产业支撑。结合贵州省城市人口的发展规划,提出了贵州省经济强县和非经济强县产业支撑的发展思路。最后,提出了严把环境关,正确选择和培育支柱产业;加快高速路网建设,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全面加强县区市竞争力评价,强化城市对标管理;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推动城市产业带形成;加强地区间合作,实现产业集群跨区域的分工与协调;加快城市群的建立,推动产业集群的形成;关注省际边界县,探索产业发展新途径等贵州省发展城市产业支撑的对策和措施。     

少数民族特色产业创新与发展的对策建议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我国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的共同发展,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研究的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研究少数民族特色产业创新与发展的对策建议,从国家层面上讲,应该制定和适时调整相应的政策、法规,从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加强对少数民族特色产业创新的支持;从地方政府层面讲,也应制定和修改相应政策、规定,并强化行政管理,为少数民族特色产业提供更多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从企业层面讲,应加强制度管理,增强企业自身的竞争力,适应市场经济,做大做强少数民族特色产业。     

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文章在对生产性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发展和升级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方法从两方面分析了我国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的推动作用。第一,为说明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了各省 （市、区） 制造业增加值与服务业总体增加值以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等服务行业增加值的关系。第二,为进一步说明生产性服务业投入作为重要的中间投入对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了北京各工业行业增加值与流通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科技服务五个生产性服务业投入的关系。计量经济分析支持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和生产性服务投入对制造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的原假设。但个别变量不显著,也表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推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这为进一步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并以其推动制造业发展升级提供了依据。文章相应提出了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