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出口增长与要素禀赋的协整分析

根据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和协整理论,利用山东省1986～2007年的经济数据,对山东省要素禀赋对出口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山东省出口增长与要素禀赋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出口增长与要素禀赋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要素禀赋对出口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增加人均固定资本有利于外贸出口的增长[1]。     

多元化集团中的母合优势分析

以2002～2006年实施多元化战略的集团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分层线性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母公司显著地影响了上市子公司的经营绩效,反映了母公司对多元化战略实施的重要作用.但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实施非相关多元化战略的集团公司而言,母公司对子公司的干预更具有价值性,结果多元化集团中的母合优势分析支持了\"母合优势\"理论;而对于实施相关多元化战略的集团公司而言,母公司的干预会损害子公司的经营绩效.     

Enders-Granger方法在协整检验中的应用研究

本文将协整检验由传统的线性协整检验扩展到线性协整检验和阈值协整检验,并在Enders和Granger(1998)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检验协整是否存在的Sup-F和Sup-F*统计量。通过MC仿真研究发现:在线性协整下,ADF方法比Sup-F法具有更高的检验势,但在"持久性"较强时,Sup-F检验比ADF检验法具有更高的检验势;Sup-F统计量在Three-Regime的阈值协整检验中比ADF法有更高的检验势;Sup-F*在检验协整(包括线性协整和阈值协整)时都具有较低的检验势;随着在不同Regime中自回归系数差距的增大(非对称程度增大),sup-F统计量的检验势提高很快,且比ADF法的检验势高。     

人民币新汇制改革的贸易效应之谜——基于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特征视角的协整研究和脉冲分解

关于人民币汇制改革在我国贸易均衡方面的表现,文章运用Johansen模型揭示出:人民币升值是近两年贸易顺差形成的主要推动因素,马歇尔-勒纳条件在我国并不适用;依托于我国现行的经济贸易特征,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仍将唱响贸易顺差的主旋律;在人民币加速升值的今天注重升值节奏对于保持我国贸易收支的稳定不容忽视,这一观点通过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得到了有效印证.     

民间投资与产业转型——以浙江省为例

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利用浙江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数据资料,对民间投资比重和三次产业的比重进行协整建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民间投资对浙江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起到重要的作用。民间投资比重上升是拉动浙江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的原因,从而也说明了浙江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民间资本的投入;但对第二产业而言,民间投资对其的作用是反向的,这说明浙江第二产业的发展主要不是依靠民间资本的投入,而是依靠政府的投资。     

贸易政策、研发投入与技术进步

本文利用我国制造业部门13个行业1993-2005年的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和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政策和研发投入对技术进步的动态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保护程度、研发投入和技术进步三者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贸易开放程度越高,研发投入越大,则技术进步越快.     

影子银行对我国金融稳定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我国影子银行发展迅速,影子银行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引发关注。基于2001—2012年年度数据,选取委托存款和信托存款、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集合理财产品、社会融资规模等作为影子银行的代理指标,采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ECM）实证分析影子银行发展和金融稳定性之间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关系。结果表明,影子银行作为我国传统金融体系的有效补充,其过快的规模扩张明显降低了金融体系钧稳定性。目前,我国金融环境还很不成熟,影子银行发展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而不能脱离必要的监管。     

基于协整分析的东北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支持关系研究

基于1978—2003年的统计数据,采用协整关系检验法和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法对东北地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东北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及单向因果关系,即金融发展对东北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具有支持作用,从而为政府经济决策提供了政策依据。     

城市化与能源消费关系的动态计量分析——以陕西省电力消费为例

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实证了陕西省城市化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动态相关性,并利用因素分解模型定量测算出陕西城市化对能源消费变动的贡献份额.结果表明,陕西省城市化与能源消费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这种长期均衡的短期调整幅度不大;现阶段城市化对陕西能源需求的贡献作用尚比较小.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因此,能源需求不会成为制约陕西省城市化进程中的瓶颈.     

‘To sell or not to sell’: Licensing versus selling by an outside innovator

We study various mode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of an outside innovator in a spatial framework when the potential licensees are asymmetric. In addition to different licensing options, we also look into the option of selling the property rights of innovation and find the optimal mode of technology transfer. For licensing we find the optimal policy is to offer pure royalty contracts to both licensee firms when cost differentials between the firms are relatively small compared to the transportation cost, otherwise offer a fixed fee licensing contract to the efficient firm only. Interestingly, we show the innovator is always better-off selling the innovation to any one of the firms who further licenses it to the rival firm. The result holds irrespective of the size of the innovation (drastic or non-drastic) and the degree of cost asymmetry between the licensees. Social welfare is greater under selling than licen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