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低工资政策的就业效应——基于北京市和重庆市建筑业的分析

VAR模型对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分析结果显示: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与建筑业就业只是在数理统计上存在关系,并没有实际的经济意义;最低工资对重庆市建筑业的微弱负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并不明显,可以紧密联系行业平均工资来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     

互联网能力与知识能力交互效应对知识创造绩效的传导机制:一个被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整合资源基础观、知识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探讨互联网背景下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两种企业内部因素交互作用对知识创造绩效的影响过程，尤其关注了具有前瞻性与反应性特征的战略柔性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构建了一个被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基于我国399家企业调研数据发现，互联网能力、知识能力均对战略柔性有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能力与知识能力的交互作用通过战略柔性的中介机制促进企业知识创造绩效提升，即存在被中介的调节效应。在理论上，丰富了资源基础观和知识基础观在组织竞争优势构建方面的前因研究，在实践上，为处于互联网背景下的企业有效提升知识创造绩效提供了实践参考。     

财政支出差异性对创业活动的激励效应分析

经济新常态下，创业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创业过程的风险性、不确定性及正外部性需要政府给予积极支持。基于2007-2015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除西藏外）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地区财政支出和创业活动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支出规模对创业活动数量及创业活动质量具有滞后的积极作用；财政支出规模的滞后效应源于财政支出结构的滞后效应，不同财政支出结构对创业活动质量影响的差异较大；同时，创新是提升创业活动质量的重要手段。因此，政府应积极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各地区财政创业扶持资金应该从规模和结构上进行调整，重点优化有利于创新的支出结构，为创业提供良好的公共环境。     

因病致贫与缓冲效应的比较优势

当大病的自付医疗费用支出占家庭非食品支出的比例超过一定门槛值时，灾难性医疗支出发生，会增大因病致贫或返贫的概率。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FPS）2014年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有效识别贫困家庭，探究因病致贫发生率。大病冲击使贫困发生率增加15%，总财富减少6.9%。我们还发现医疗保险、社会资本及民间借贷对因病致贫都具有缓冲效应。这三种缓冲垫具有各自比较优势：医疗保险对中低收入家庭或中高疾病风险家庭缓冲效应显著；社会资本的缓冲效应只存在中高收入家庭或高风险疾病家庭；民间借贷只对低收入家庭具有缓冲效应。因此，家庭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应合理利用缓冲垫，提高大病冲击的抵御能力，降低因病致贫的发生率。     

Energy efficiency promotion backfires under cap-and-trade

Major climate-cum-energy policies and respective impact projections rest on the widespread belief that increased energy efficiency can be equated with savings in energy use and emissions. This belief is flawed. Due to the rebound effect emissions savings from energy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will be generally less than what is technically feasible, or even be reversed. By means of an analytical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we demonstrate the latter to be true in a case that is both stark and relevant: if electricity generation is subject to a cap-and-trade scheme with partial coverage, increased efficiency of electric devices leads unambiguously to increased carbon emissions. The result implies that a proper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energy rebound and the carbon rebound is warranted, and that public policy must carefully consider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energy efficiency promotion and carbon pricing.     

“逆全球化”探源:基于双边投资协定深度决定因素的研究

近年来全球化进程受阻,“逆全球化”根源有待进一步探讨。本文首次利用贸发会议“IIA绘图”数据,构建涵盖101项关键条款的双边投资协定(BITs)深度评价体系,测算了全球2539份BITs深度数据。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区位优势和母国所有权优势是决定BITs深度的重要因素。具体来看,东道国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区位优势对BITs深度具有显著抑制作用,母国资本、技术和制度质量的所有权优势对BITs深度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母国资本和技术水平对BITs深度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进一步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后,东道国劳动力资源对BITs深度的抑制作用增强,母国资本和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减弱,导致世界经济呈现“逆全球化”趋势,提高母国制度质量是实现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膨胀——基于中国预算制度的一个实证解释

自2000年以来,为了缩小地区间差距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迅速扩大。本文利用1994-2015年省级年度数据发现,地方政府获得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年度一般预算财政支出将分别增加1.61元和2.12元,远远超过本地财政收入增加所产生的影响。这也意味着财政转移支付在我国产生了较大的“粘蝇纸效应”。在2010年提前下达固定数额转移支付指标改革后,一般性转移支付的“粘蝇纸效应”有所下降。使用分月数据的回归结果显示,“年底突击花钱”对专项转移支付“粘蝇纸效应”的贡献最大。本文的研究表明,转移支付引发的地方财政收入的不确定性、转移支付下拨时滞以及刚性的年度预算平衡制度是导致我国地方政府支出规模膨胀的重要原因。本文的研究结论意味着,中央应进一步规范转移支付制度、扩大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指标的范围、加快转移支付的拨付进度、建立和完善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积极防范转移支付的道德风险问题。地方各级政府应该加强预算执行管理,强化预算约束力。     

IPO限价发行与新股二级市场价格泡沫——论股票市场“弹簧效应”

本文通过对比2009年7月1日至2014年6月30日IPO市场化定价发行阶段与2014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IPO限价发行阶段共1950个IPO样本,发现IPO限价发行对于新股在二级市场股价表现具有“弹簧效应”:即抑制股票一级市场发行价格会造成新股在二级市场价格短期内超涨,限价发行新股的二级市场定价显著高于市场化定价发行新股的二级市场定价。限价发行引起的过高二级市场定价最终导致股票长期回报率低下。另外,创业板公司“弹簧效应”显著强于主板公司。这些实证结果都可以被本文提出的一级市场价格压抑造成二级市场非理性投资者上涨预期一致、盲目追涨的理论模型所解释。本文的研究指出抑制股票一级市场定价虽然形式上可以解决新股发行价过高问题,但是却造成二级市场更大的价格扭曲。这一发现为进一步完善我国IPO发行定价机制提供了依据。     

跨境资本流动会加大金融波动吗?

日益活跃的跨境资本流动与金融波动的关系备受学术界关注,"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的提出使人们开始重视金融中介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全球79个国家1996-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波动的影响,以及"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存在与否。研究结果表明: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会增大金融体系脆弱性,加剧金融波动,对一国金融稳定造成强有力的威胁;跨境资本巨额的流出与流入均无助于金融稳定;跨境资本流动会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风险感知来改变其风险承担行为,最终会进一步放大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稳定的负向作用,即存在"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效应"。因此,中国应坚持完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与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严守资本充足率这一重要风险防线,加强对跨境资本和金融中介行为的监管,维护金融稳定。     

房地产投资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交互影响研究--基于环沪都市圈的分析

基于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发展的紧密关系,本文将房地产投资、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纳入同一框架进行综合研究。首先梳理房地产、金融效率的环沪都市圈1发展现状,深入探讨房地产、金融与宏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然后以2003~2016年环沪都市圈为样本,采用交互效应模型分析房地产投资通过金融体系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综合效应。分析得到的主要结论包括:环沪都市圈房地产投资对实体经济发展整体呈现一定的负向作用,主要是抑制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两者负相关系数为0.75;经实证研究进一步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弱、金融化程度越高的城市群,房地产投资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效率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是全部样本的2.4倍,这也恰好解释了浙北经济长期落后于苏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