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中亚5国农产品贸易的互补性分析

中亚5国与中国毗邻,双方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前景十分广阔,随着上海合作组织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中亚5国农产品贸易增长迅速。本文运用修正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强度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对中国与中亚5国农产品贸易互补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中国与中亚5国在农产品生产要素和农产品贸易方面均存在互补性,且贸易互补性与生产要素的互补性相吻合。然而,双边贸易规模还较小,双方潜在的互补性未能充分转化为现实的互利性,因此,中国要加强与中亚5国的农产品贸易合作。     

源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所得:来自中国的证据

本文根据新古典贸易模型中的贸易所得的理论定义,对测算源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所得的基本方法及其理论基础进行了回顾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进出口额的现值与贸易所得的估算值之间的格兰杰逻辑关系,对中国源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所得进行了测算。本文的测算结果表明,中国源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所得的最大估算值约为GDP的5%。从比较的角度考察,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主要依赖劳动力资源或不可再生自然资源比较优势的贸易模式已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性,建立基于动态比较优势的对外贸易战略应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选择。     

东盟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机场基础设施质量、海关程序负担和贸易壁垒普遍度三个指标衡量了贸易便利化程度,并应用国际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东盟贸易便利化措施对中国-东盟区域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盟机场基础设施质量的改善对中国-东盟区域制造业产品出口有显著的影响。东盟机场基础设施质量等级每提升1%,区域制造业产品出口将增加1.48%。而海关程序负担和贸易壁垒普遍度的改善对中国-东盟区域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不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设计了两个模拟方案,模拟分析了东盟贸易便利化程度的加深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如果东盟每个国家机场基础设施质量都提升到区域平均水平(5.2),则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额将提高39.34%。如果东盟每个国家机场基础设施质量等级提升到区域最高水平(6.9),则中国制造业产品对东盟出口额将增长70.95%。     

金融危机下国际生产体系对全球贸易的冲击及福利影响

从国际生产和世界贸易两个层面分析并测算了当今世界生产和贸易的最新特点和进展,揭示了两大体系的紧密联系.在外部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垂直专业化生产对国际贸易尤其是中间产品贸易造成了负面影响,金融危机通过垂直的国际生产格局对国际贸易的破坏作用放大了.由于供应链的断裂会造成价值链上多个国家进出口贸易的下降,并对深层次参与垂直专业...     

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环境效应分析：以商业存在为例

本文以商业存在为例,分析了美国服务贸易出口的环境效应。结果表明,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对环境具有显著影响,一方面可以降低一氧化碳、非甲烷有机挥发物、氮氧化物的污染排放,另一方面也会增加二氧化硫污染排放。进一步地分行业分析表明,美国服务业各部门出口的环境效应存在明显差异。     

建立我国贸易调整援助制度的构想

随着我国加快融入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日趋激烈的进口竞争致使国内相关产业的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所以我国需要制定新的贸易制度以有效应对因进口贸易自由化而产生的产业损害和结构调整问题。作为制度选择之一,美国贸易调整援助制度给我国带来了重要的经验启示,某些具体规则对构建符合国情的TAA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在当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构建我国TAA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因此,必须对该制度的几个基础性、根本性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从立法定位、立法目标、基本原则与立法模式的角度提出制度设计的基本设想。     

对我国出口退税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及反思

本文以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实际效果为研究对象,对出口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运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方法对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实际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表明：出口退税对我国出口额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国外需求才是影响我国出口额的主要因素,而且出口退税会恶化我国价格贸易条件,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基于理论和实证的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及有效性:理论与中国抉择

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主要有双边谈判、诸边一体化以及多边WTO化解机制,相关国内外文献较少涉及这三种机制之间的选择和优劣比较。本文用一个博弈的理论框架,从国家及贸易产品市场类型差异的角度分析了不同解决机制下单国的福利以及世界的总福利状况。结果发现,对于具有市场势力的大国来说,参与国越少的机制对其越有利,而对于没有市场势力的小国则是参与国越多的机制对其越有利,同时多国参与的机制也更有利于世界的总福利。因此,中国在选择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时,必须根据争端商品的市场竞争情况及价格影响和控制能力进行合理抉择;而从我国大多数出口商品的市场特点看,越多国家参与的机制可能更加有利。     

基于ARMA模型的我国政府行政成本支出研究(1978—2009)

为抵御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我国财政赤字预算陡然增加,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确保政府行政部门开支不再超常增长对平安度过巨额赤字周期至关重要。文章针对1978--2009年中国政府行政管理支出数据,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研究证明ARMA（1,2）模型适合中国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建模;进而对政府成本进行预测,并提出了控制政府成本的相关建议,对控制其增长规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The life cycle of a metropolitan business network: Liverpool 1750–1810

Recently historians have complicat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networks. In particular, they have started to assess the role of networks in civic and formal arenas. This paper posits a quantitative methodology for a more nuanced and sophisticated analysis of mercantile networks within this environment. It uses visual analytics of Liverpool's business networks comprising political, trade, social and cultural institutions to assess their role in the changing social and economic climate during the period 1750–1810.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dynamic role of networks in the shaping of a metropolitan economy and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two. In addition, it posits that, as is the case for regional clusters, there is a life cycle of networks. In this way, we are able to see how the networks sustained, nurtured and transformed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y during this 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