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企业物流成本计算体系的探讨

我国物流成本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目前物流成本核算中的不合理密切相关。所以,要降低物流成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物流成本核算的方法和体系。为此,本文对物流成本的计算体系进行了探讨。     

农业信息化服务的多元主体供给边界及模式研究

在农业信息化服务多元主体供给的比较优势分析基础上,以专业化分工和交易费用为研究视角,探讨了农业信息化服务供给主体作用边界及其供给模式。结论表明,供给主体的多元化组合形式取决于交易费用的大小和提供农业信息化服务的专业化经济收益的大小,多元主体混合供给模式将提高其供给效率,具体组合方式则受具体经济发展情况及农业信息化服务种类差异影响。最后,提出了一种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府主导、市场辅助、公益参与”的农业信息化服务混合供给模式。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沙尘暴发生日数的影响——以内蒙古四子王旗为例

沙尘暴已经成为21世纪重大的环境问题之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阴山北麓的四子王旗,荒漠化极为严重,多年来一直是发生沙尘暴平均日数的高值区中心,也是沙尘源区和沙尘东移进入京津的重要路径之一,沙尘暴频发的原因是人类活动和脆弱的自然环境耦合的结果;以该区为例讨论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耦合作用下沙尘暴的年发生日数特点。     

对产品生命周期成本核算的探讨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产品竞争的日益激烈,使产品生命周期在不断地缩短。对产品生命周期成本的核算将有助于企业的产品定价决策和产品研发规划的制定。目前,在我国企业中尚未建立产品生命周期成本核算的体系。本文从产品生命周期成本核算的意义阐述出发,对产品生命周期成本核算模式和程序了研究。以期能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更多有用的成本信息。     

基于价值链的作业成本法分析

本文针对传统成本管理方法存在的局限性,将价值链的思想引入作业成本法,用价值链分析帮助找出各作业与产品成本的联系;阐述了价值链在作业成本法中的具体分析步骤,为成本管理提供更准确的依据;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成本优势,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     

基于作业成本法和经济增加值的产品成本

作业成本法相对于传统成本法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作业成本法所核算的也是一种不完全成本,并没有包括资本成本。本文将尝试借助作业成本法的思路将相关的资本成本追溯到产品成本中去,借此正确评估产品为企业创造的价值,并进而为定价、内部管理等决策提供更为精确的信息。     

中国省区TFP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依据1998 -2007年中国28个省区的相关数据,采用修正索洛模型和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中国省区历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和增长率,并利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R&D、人力资本、进口、出口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省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省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而增长率则趋于下降,并且地区差距明显.地区间R&D、出口、人力资本对我国省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和进口的正向作用并不明显;出口对中国省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有明显促进作用,而进口则对其具有明显的阻碍作用,R&D、人力资本及外商直接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虽有促进作用,但它们在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的显著性则有所差异;另外,研究还发现,中国省区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     

基于业务流程链的商业银行风险传导研究

本文在提出商业银行风险的业务流程链传导概念的基础上,论述了商业银行风险的业务流程链传导路径、载体及其特征,指出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应实施个别业务流程风险管理,成立操作风险专门管理部门,以协调跨部门的业务流程处理,从而限制商业银行的业务流程链风险传导。     

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关系的实践——国外四大理论的阐释

通过对国际经典文献的梳理和分析,从如何建立对人的管理与组织绩效间的有效联系入手,分别从起源、代表性、重大贡献和主要局限性等角度对研究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绩效关系的主要实践方法——最佳实践法、权变法、结构形态法和资源论展开讨论,发现近三十年来,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方法的研究几乎都围绕着上述这些主流理论展开,推动了上述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形成了不同但具有包容性的学说体系。     

One village,one product: Agro‐industrial village corporat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e village, one product” (OVOP) in four peri‐urban villages in China's Yangtze River Delta. China's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corporate actors and the growing pressure of market discipline, has challenged the relevance of village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response, village cadres in thousands of Chinese villages have used OVOP to transform their villages into agro‐industrial firms and re‐exert their control over the agricultural surplus, echoing earlier examples of village corporatism. Rooted in agricultural specialization, OVOP encompasses a diversity of strategi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locality‐based value. I disaggregate these strategies into four sociospatial dimensions that comprise locality—place, network, territory, and scale. Place‐based branding is the dominant strategy, but village cadres also pursue complementary sociospatial strategies to ensure their control ove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brand's value and reconstitute their redistributive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