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用社会资本外部性视阈下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

挖掘家族企业的制度内核,破解其制度缺陷,是确定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前提。本文在交易成本理论的平台上,通过对家族社会资本专用性属性及其外部性效应的解读,发现家族企业的制度优势来自于对家族社会资本的汲取,而其制度障碍体现为家族社会资本的负的外部性。这个负的外部性在企业范围小于专用社会资本范围时产生。所以,家族企业需要随着发展,扩大专用的家族社会资本的范围。基于此,本文提炼了泛家族化治理、差序家族化治理、网络家族化治理三种模式。     

二代涉入、制度情境与中国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研究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本文以2012-2016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一定制度情境下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二代涉入会抑制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发生二代涉入的家族企业会更重视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而该类社会情感财富会导致家族企业对创新投入持保守态度;制度环境对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从而会缓和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政治关联对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从而会加剧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据此,本文建议:发生二代涉入的家族企业不能为了加强对企业的控制而排斥引入外部优良人才或外部投资者,创始人应该注重二代成员对家族企业归属感等的培养,提升二代成员对延伸型社会情感财富的保护意愿;政府和家族企业必须共同努力推进市场化改革,藉此完善家族企业赖以生存的制度环境;家族企业应当尽量避免政治寻租等行为对创新的抑制作用。     

用户参与对服务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实验分析方法

通过设计分阶段、分组的服务创新实验,利用实验数据和观察信息对各组的服务创新方案进行对比,以验证用户参与对服务创新绩效的影响。构建了模糊熵权ELECTRE模型,对各组的服务创新方案进行综合评价和优劣排序。实验结果证明:用户参与对服务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特别是对创新方案的独创性和用户价值有显著贡献;用户参与情境对创新结果有重要影响;用户、服务提供者与利益相关者合作是服务创新的有效途径。     

家族企业的优劣势分析及发展对策

在中国,随着家族企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许多学者也开始重视对家族企业的研究。但是中国大部分学者都简单地 将家族企业宣判为低效率和没有前途的,认为家族式组织作为一种企业模式必然要被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所代替。本文分 析了中国家族企业的优势及存在的问题,并对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中国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成因与影响分析

中国的人口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已经超过106的警戒线,近十几年来婴儿出生性别比过高的趋势有进一步加剧的倾向。拟从影响人口性别比的三个方面即婴儿出生性别比、两性保存几率的差异和人口迁移,特别是婴儿出生性别比方面分析中国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形成原因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政策建议。     

西方家族企业利他主义与代理问题研究述评

家族企业这一企业形态正受到国内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家庭内部的利他主义及可能产生的代理问题却没有引起学者们足够的重视.家族企业中的代理问题存在着独特之处,这正是因为其嵌入到以亲子关系为代表的、以利他主义为特色的家庭关系之中.为填补和充实国内相关研究领域,本文根据国外有关家族企业的文献,对其中利他主义与代理问题的研究专门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做出了评论与展望.     

英、法、韩三国城市化进程回顾及其启示

本文选取英、法、韩三个代表性国家,对其城市化历程进行系统回顾和比较,结果发现它们之问既有相似之处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这为中国城市化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开阔的历史和跨国视角。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既要遵循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应根植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特殊背景。     

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评析

农业生产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是其自身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家庭农场则是引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我国家庭农场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需要较先进的家庭农场发挥示范作用,进而带动家庭农场整体的高质量发展。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以来,各地相继出台了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但鲜有文献对这些文件中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进行探讨。本文收集了21个省级和31个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对其提出的示范家庭农场评定条件和要求进行梳理和比较,发现这些认定标准大多存在以下问题：（1）具体要求与定义性规定脱节,不利于评选出真正的示范家庭农场。比如,没有相应的量化指标来保证“以农业收入为主”和“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规定性,对经营规模大多只有下限要求、没有上限要求,可能把从事非农生产的经营主体、专业大户和公司性农场等评为示范家庭农场。（2）认定标准过低,示范家庭农场先进性不足不利于示范作用的发挥。例如,未对农场主的年龄、文化程度、经营经验以及农场的新技术采用和机械化水平等提出要求。（3）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没有拉开档次,不利于促进不同发展层次家庭农场的高质量发展。除了在经营面积上省级要求明显高于市级要求外,其他评定条件和要求的省级标准与市级标准差别不大。（4）认定标准中生态绩效指标太少,不利于新时代家庭农场的绿色发展。虽然有些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文件提出了“三品一标”的要求,但在绿色环保方面的要求过低,不能满足农业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目前,各地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存在的问题与我国家庭农场发展时间短、整体水平不高有关,但示范家庭农场的评选应该着眼于示范性和引领性,而不是照顾大多数。目前,有些地方的做法（如江苏省）值得借鉴。 建议：对示范家庭农场的农业收入比重、家庭成员参与农场经营人数、雇工比例等有一个明确的量的要求,并规定经营规模的上限;适当提高示范家庭农场认定的门槛条件,例如,农场主的年龄要在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在中专和高中以上,近三年至少使用一项以上新技术等;大幅度提高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认定标准,与市级标准明显拉开档次;增加生态绩效方面的要求,例如,把化肥农药使用强度、有机肥利用率等纳入示范家庭农场的认定条件。     

现代化进程中女性的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调适

在现代化进程中,职业妇女扮演着社会与家庭诸多方面多重的角色,在时间、精力、能力和资源分配上具有丰富多彩的特点,同时又容易发生冲突。究其原因,主要有社会生产力、职业女性双重角色评价标准、男女价值观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等。基于这样的原因,从职业与家庭之间寻求新的角色平衡、家务劳动社会化、实现夫妻角色互补、形成社会支持系统、塑造职业妇女的良好形象等方面入手来达到女性的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的调适显得尤为重要。     

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探析——以郴州市苏仙区为例

我国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工作在制度建设、解缴入库、统筹管理、征管秩序、监督检查等方面均已取得长足进步,但仍存在征收到位率普遍偏低、管理混乱等问题。导致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通过修订完善现行法规、深入宣传、改变征收管理方式、加强部门协调、强化资金管理、加大考核力度等途径不断完善社会抚养费的征收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