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检验

二元劳动力市场模型的分析表明FDI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取决于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弹性以及FDI对他们各自的需求影响。同时,利用1998-2010年中国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表明FDI在整体上有助于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这种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尤为明显。此外,FDI通过改善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提高其工资性收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FDI的流入会通过贸易效应有利于缩小依赖加工贸易发展的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另一方面,FDI通过人力资本效应的非均衡性扩大了城乡收入的不平等。     

海产品贸易的环境成本内部化

在国际市场上,低价出售的农产品常常被发达国家以生态倾销的名义征收反倾销税,理由是这类产品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和影响没有计算到产品的成本中。或者说,这类产品的低价位不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是通过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如何将产品的外部成本内化为产品的成本呢?本文以海产品为例提出一些核算方法,即排污权转让法、环境要素差距分析法以及综合分析法。     

产业结构调整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基于1998-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产业结构调整作为政府实现宏观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调控手段,具有显著的收入分配效应。构建产业结构调整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机理的分析框架,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和内生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产业结构调整的收入分配效应,结果发现：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人力资本结构负相关,在即期会强化农村居民在就业市场中的弱势地位,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在长期,城乡居民根据产业结构调整重塑就业预期,通过调整人力资本投资结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实现职业转换,第5年以后将出现农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城镇居民的格局,形成乡城收入赶超效应,产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正面效应。     

要素市场配置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

在我国城乡要素市场人为分割情况下,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受到限制,要素的这种错误配置导致了较低的配置效率,从而使得城乡间经济收敛的内在机制无法发挥作用。通过选取一定的统计指标,对1990-2011年我国城乡要素收入进行分解,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要素市场配置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最大。应采取完善要素市场配置体制,促进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合理配置,完善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等政策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金融集聚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本文选取2004—2013年我国31个省区数据组成连续完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测算金融集聚与基尼系数的空间相关关系。结果表明：衡量金融集聚程度的银行本外币存款余额、股票市场筹资额、保费收入,金融集聚知识溢出及政府作用与基尼系数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金融集聚规模、人力资本和市场开放度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区域间金融资源的非均衡集聚是造成区域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因此,应该依据各地区差异化的资源禀赋优势设计匹配的金融集聚发展模式。     

居民收入差距的财政调节:绩效测度与因素分析——基于辽宁城镇居民视角的分析

采用统计年鉴权威数据,运用统计与计量研究方法,对辽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财政管理绩效进行测度与分析。研究表明2002年以来辽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未能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财政管理手段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调节低效,甚至存在负效应;辽宁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静态来源和动态趋势存在各自特征,其中财产性收入的影响与调控值得关注,经营性收入亟待重视。最后依据测度结论及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改善辽宁居民收入结构的政策取向和对策建议。     

城镇内部行业收入差距成因的实证研究

运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结合Heckman样本选择方法,估计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收入方程,结果发现,垄断对行业收入的影响远大于性别、教育、工作经验等个人特征。运用Shapley值分解方法,考察各因素对我国城镇内部行业工资差距的贡献,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因素对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最大。分行业看,人力资本因素能够解释垄断行业收入差距的一半左右,管理岗位对竞争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最大,性别因素对竞争行业收入差距的贡献高出垄断行业两倍,非农户口在解释垄断行业收入差距时的贡献要远大于竞争行业。因此,缩小我国行业收入差距,亟需打破行业垄断壁垒,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减轻劳动者地区间流动障碍。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的再分析——基于“一连串事件”逻辑阐述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一连串事件"逻辑阐述的视角,通过构建多变量回归模型,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进行了系统性的再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因素的作用大小依次序排序为: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化水平、经济增长水平、对外开放中资本流动性、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农村物质存量水平、财政支出力度。这些因素可解释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93.1%。二元经济结构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远大于其他因素的影响。     

收入差距、位置消费与社会稳定

适度、合理的收入差距,不仅是激励人们竞争,促进发展的重要务件,也是位置消费产生的基本条件;但过分悬殊的收入差距则不仅会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不利于提高有效消费,而且可能产生畸形的位置消费行为,甚至会因此影响社会的稳定.在分析和研究目前收入分配问题时,应当从位置消费的新视角研究它们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研究位置消费有利于我们从人们相互比较的满意度中观察改革的效果,权衡各项利弊得失,并及时地采取微调措施,尽可能地减少改革的摩擦和阻力.     

Is the monetary policy rule responsive to exchange rate changes? The case of Indonesia,Malaysia, the Philippines,and Thailand

Extending Obstfeld and Rogoff (J Econ Perspect 9:73–96, 1995), Ball (Monetary policy rul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27–144, 1999), Svensson (J Int Econ 50: 155–183, 2000), Taylor (Am Econ Rev 91: 263–267, 2001), Gali and Gertler (J Econ Perspect 21:25–46, 2007), and others, this paper finds that central bank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respond negatively to the current real exchange rate and positively to the lagged real exchange rate whereas central banks i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do not react to the current or lagged real exchange rate. For the Philippines and Thailand, the null hypothesis that the sum of the coefficients of the current and lagged real exchange rates is zero cannot be rejected at the 5% level. Central banks in these four countries respond positively to the inflation rate and the output gap, suggesting that the concept of a simple or an extended Taylor rule would apply to these countries. Monetary policy reaction functions for Indonesia and Thailand are steeper than those for Malaysia and the Philippines and would be more responsive to a change in the inflation r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