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部控制看我国公司董事会建设

董事会建设一直是我国公司治理的核心，该文则将董事会置于公司内部控制环境中，从控制角度探讨董事会的重要性、当前我国公司董事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思路。     

企业不同控制权状态下监督成本研究

在不同的控制权状态下,监督者、被监督对象以及监督成本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在实施监督行为时,应在付出的监督成本与可能引起的收益之间进行权衡。     

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关系研究

从金融发展史看，金融创新始终是主要的动力源，没有创新推动，只能出现同一级别或同等水平上的数量扩张，而不可能形成层次逐渐提升的金融发展。但是，伴随着金融创新而产生的风险又是一种必然。本文围绕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关系的问题，从渊源、逻辑联系及其表现形式，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的时代特征及内在联系等方面进行深层次研究。文章认为，创新——风险——再创新螺旋式上升，循环中金融在演进、经济在发展。     

民营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探索

我国民营企业的内部控制及其制度体系存在产权“独吃”与内部决策的“独断”、内部组织与人事控制薄弱且手段落后、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且执行体系涣散等问题，必须通过组织结构控制制度建设、人事控制制度建设和业务控制制度建设构建我国民营企业现代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论新时期会计职能的定位

会计职能是会计在经济管理中固有的功能,它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展。本文首先分析了会计环境变化及信息技术发展对会计职能的影响;进而就新时期会计职能的定位进行了探讨;最后就当今社会的发展现状对会计职能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考。     

小规模企业审计报告对内控制度的考虑

该文从《会计法》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出发,阐述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对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的重要性。指出小规模企业内控制度建立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注册会计师审计实务中对内控制度审计的实际情况,对照财政部关于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建立、测试、评价的有关规定,提出小规模企业内控制度评价结果对审计报告意见类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观点。     

公司治理对高管报酬的调节效应分析——基于民营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董事会监督的视角

文章以2006年深、沪两市的235家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大股东控制、董事会监督对民营上市公司高管报酬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为: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公司绩效与高管报酬正相关,董事会监督的调节作用会强化二者正相关关系,但大股东控制的调节作用会扭曲二者的正相关关系。结论表明,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报酬决定中存在"赎买效应"和"任职激励效应",加强对大股东控制的监管,推进董事会独立性的建设,对于提升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具有奖励机制与再保险安排的最优保险合约设计

在保险合约中引入奖励机制可以使投保人动态参与到保险合约中,赋予了投保人在面对索赔事件时是否执行索赔的可选择权,改变了传统保险合约中投保人执行索赔的单一权利,但却增加了保险人潜在的流动性风险。保险合约中再保险的安排则可以对冲由于奖励机制产生的潜在流动性风险,进一步分散保险人的风险,有助于保险人稳健经营。基于此,通过建立具有红利奖励机制与再保险安排的最优保险合约设计模型,最终求解得到最优保险合约是具有最优免赔额形式的保险合约。利用算例研究方法进行建模,研究结果显示,最优保险合约中的最优免赔额与奖励机制中的红利奖励之间具有正向关系,保费、自留额与最优免赔额之间则存在着显著的负向关系。     

资本市场开放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基于“沪港通”的证据

以中国“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为政策背景,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标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沪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在控制其他因素并经过安慰剂检验、去除A+H股影响、改变周期范围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沪港通”主要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机制对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产生影响,其中,内部机制是对股价波动性风险控制,外部机制是审计师声誉风险与政府部门监管。     

“内部治理”与“外部监管”：国有股东在民营企业并购中的双重身份

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背景,采用2005—2018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考察民营企业中引入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其并购过程中代理成本的影响,并分析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国有股东能够以外部大股东和政府监管者的双重身份,通过加强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的作用显著降低民营企业并购过程中的代理成本,其中,委派董事可以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股权制衡可以缓解第二类代理问题。这种作用关系在地区法制化水平、行业竞争程度和内部控制质量低的情况下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