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负担”与家务劳动——劳心与劳力、性别与阶级之一

20世纪80年代关于“知识分子负担”的讨论凸显了脑力劳动（业务工作）和体力劳动（家务劳动）的矛盾,使家务劳动的问题成为一个阶层的特有负担,而遮蔽了性别的问题。重读80年代的小说《人到中年》可以读出以下问题：家务劳动在话语上怎样变成了一种负担？陆文婷为什么只能代表知识分子,而不是女性？谁是家务劳动理想的、合适的承担者？“知识分子负担”的话语如何为保姆进城搭台？对小部分家庭而言,雇佣家务劳动是用阶级的关系“解决”家务劳动中性别分工的问题和家务劳动社会化不足的问题。社会主流对家务劳动的定位、认识和处理反映出改革时代的现代化进程中,脑体、城乡和男女这三组社会差别的重构。     

政府换届、经济政策与政治经济周期

在梳理政治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比较中西方国家该理论前提、内在逻辑的差异,并从实际出发提出相关命题,建立计量模型,运用中国1953年～2008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会"召开周期 (中央政府换届)与经济波动周期之间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中央政府换届导致地方政府交流周期,政绩考核晋升机制使地方政府产生纵向、横向上的竞争,并形成周期性的经济发展举措,进而加大了对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央政府政治周期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顺周期特征,地方政府通过财政项目竞争、软预算约束以及货币信贷倒逼机制,扩大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顺周期性;在受到国际经济危机异常冲击时,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表现出平稳经济波动的特征.     

论杜亚泉理性的政治思维

杜亚泉是“五四”文化论争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因为主张“文化调和论”而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学界对杜亚泉的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他与陈独秀的文化论战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上。即主要是他的文化观。对于他的政治思想,却少有论述。杜亚泉理性的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他的国家观、政治革命观、共和政体观和理性的政治思维。从杜亚泉对国家的分析,对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区分。可以得出杜亚泉是一个理性的、现实的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革命与共和政治思想以及理性的政治思维。对我们今天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仍然有重要意义。     

对创新高职院校人事管理机制的探索

为贯彻落实人事管理机制工作责任制,全面推进人事管理机制工作建设,高职院校人事管理部门必须充分发挥行政基层推动人事管理机制工作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对此,积极探索高职院校人事管理机制工作的方式方法,建立以文本化管理为基础、以程序化管理为主导、以目标化管理为核心、以项目化管理为手段、以全员化管理为支撑的高职院校人事管理机制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我国征信体系建设需要明确的六个问题

从1993年第一张＂贷款证＂的首创,到＂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建立,再到＂全国统一的企业与个人征信系统＂的升级,我国征信体系已经走过18年风雨兼程的建设历程。当前我国征信体系建设正处在从信贷征信向社会征信方向扩展、从服务于金融机构向服务于政府和全社会转变的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借助历史赋予的力量更好更快地推动征信事业的更大进步,是摆在新一代征信事业建设人面前的新课题。结合我国征信事业的历史进程,对当前征信体系建设中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并就如何做好下一步的征信工作提出一些看法。     

领导干部要做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表率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提了出来,各级领导干部要做政治理论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贯彻落实的表率,做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表率。     

以思政课教学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在大学生中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对于推动青年学生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与道德情操、提高自身思想道德素养具有重大意义。积极探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方式,采取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切实提高教学效果,使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的坚信者和践行者,教育引导大学生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加强地区经济管理

政府的职能作用主要体现在政治职能、经济职能、社会职能和文化教育职能等方面。目前我国体制改革正处在转型时期,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立足中国国情,充分发挥我国政府的基本职能作用,加强地区经济管理,促进经济繁荣,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课题。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功能主要包括增强社会相容性、平衡社会相容性和实践超越性的积极功能与过度社会化的消极功能。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过程中,要正确看待其阶级性和适应性。     

When managers pressure employees to behave badly: Toward a comprehensive response

Over the last 10 to 15 years, a disturbing number of well-publicized cases of unethical worker behavior have made national headlines. These events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tragic consequences: countless people have lost their jobs and the associated health insurance and retirement benefits on which they depended; investors have lost their nest eggs; and the trust in the corporate world that is so critical to a thriving economy has been sullied. Pundits have offered simple explanations for these events (e.g., greed) and equally simple solutions (e.g., punish the wrong-doers). In this article, I draw attention to a trigger of unethical work behavior that has received less attention than is warranted: pressure to behave unethically (PBU) perpetrated by organizational authorities. Many instances in which employees violate ethical standards reflect acquiescence to managerial pressure. Herein, I introduce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reduce the frequency with which managers execute acts of PBU. My approach draws on a recent influence framework to target managers’ motivation to perform PBU, and ability to achieve 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al goals without resorting to PB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