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营销中农户-龙头企业心理契约结构维度分析——基于江西省农户的调研

在对龙头企业与农户营销合作行为的研究中,仅仅关注龙头企业与农户所签订的书面合同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了解那些龙头企业代表人与农户内心中认为是“不言而喻”或“心照不宣”的心理契约内容.由此,通过将农户-龙头企业心理契约概念引入到农户与龙头企业营销合作关系研究中,并运用江西省农户样本调研数据进行探索性与验证性因素分析证实,农户-龙头企业心理契约由农户感知的“交易型心理契约”与“关系型心理契约”二维结构构成.     

论中国承接金融服务离岸外包相关法律问题

吸引金融服务离岸外包已经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新热点，中国也已将承接包括金融服务外包在内的服务外包作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本文从GATS角度探讨了金融服务外包的归类，这一问题涉及确认WTO成员是否在金融服务外包开放上作出承诺。本文建议中国在WTO多哈谈判中可要求有关成员承诺开放包括金融外包在内的服务外包。本文结合金融服务外包方关心的问题，着重探讨了中国承接金融服务离岸外包应注意的法律问题，如金融监管、数据信息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和网上商务税收优惠等。     

论小额信贷的社会资本效应：共生机理的新视角

现代经济是由大中小企业共同构筑的"共生"体系.由于显性的媒介较隐性的媒介更契合现代经济运行的根本法则,为构建以信誉链和合约为基础的共生融资模式,小额信贷应通过对其经济学困境中的社会学诉求的运营创新,对"供应链-信誉链-融资链"联动中的社会资本效应进行规范与引导,以形成与提升其扩散与整合效应.     

会计诚信契约的理论研究与模型构建

在企业契约联结的广义视野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实质是一种契约交易。会计诚信作为企业契约交易主体对会计执行过程及其结果的一种理性要求,其实质同样是一种契约,我们称之为"会计诚信契约"。把契约理论的思想渊源和分析方法运用到会计诚信上,可以构筑出会计诚信契约安排的基本理论体系,从而为分析资本市场会计信息质量问题提供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     

主流企业理论学者的企业定价理论研究——基于与马克思企业理论的比较视角

马克思最早提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企业定价理论;与此同时,主流企业理论的契约理论也不排斥企业定价分析.因此,从一般比较马克思企业理论与科斯主义企业理论入手,剖析当下几个主要的主流企业理论学者企业定价研究流派,可以给出关于企业定价分析的基本框架.这一工作有力启发和佐证了马克思企业理论的"范式重构",既为实现现代契约理论与定价理论的逻辑融合奠定可靠的基础,也进一步为既有马克思企业理论研究及其现代阐释形式的科学扬弃提供有益的思路.     

简析《劳动合同法(草案)》关于劳动合同订立新规则对企业的影响

《劳动合同法(草案)》是我国第一部对劳动合同制度进行规范的法律草案,它在对《劳动法》中有关劳动合同规范进行调整、补充及完善的基础上,确立了若干新规则,这些新规则将不可避免对企业带来影响与冲击.该文以《劳动合同法(草案)》第二章关于劳动合同订立的规定为基点,从劳动合同订立的要求、试用期条款使用、竞业限制规定、违约金条款、劳务派遣用工等方面来简要分析《劳动合同法(草案)》新规则对企业之影响.     

论小额信贷的社会资本效应——基于共生机理的新视角

基于共生机理的新视角,阐释小额信贷在“供应链—信誉链—融资链”联动中的社会资本效应是:以金融的与非金融的制度安排,化解弱势客户融资困境的创新。要通过规范与引导,形成与提升其扩散与整合效应。     

组织员工心理契约修复模望——心理契约违背的延伸

在组织员工心理契约违背发展模型的基础上,从心理契约的形成、契约破裂源、契约破裂和契约违背几个节点出发对心理契约的违背过程进行研究,构造出心理契约修复模型,提出心理契约的修复机制和修复机理。文章给出要提高组织心理契约的激励效能必须减少破裂源发生频次、提高组织对破裂源的敏感性、构建破裂源预警机制以及提高员工自我修复和组织修复能力的管理结论。     

政治关联、财务年报恶意补丁与债务融资契约——基于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的实证研究

笔者采用2003年～2008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实际控制人政治身份、财务年报恶意补丁出现几率及对债务融资契约的影响,发现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具备越高级别的政治身份,则上市公司发布恶意财务年报补丁的现象越少;上市公司发布了恶意财务年报补丁,则下年贷款规模明显下降,但是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政治身份对上述负面影响有明显减弱,说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具有的政治关联增强了上市公司出于维护潜在竞争优势的自我约束治理,从而增强了债务诚信,促进了债务契约签订.     

WAGE‐RISE CONTRACT AND QUANTITY COMPETITION WITH PROFIT‐MAXIMIZING AND LABOUR‐MANAGED FIRM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behaviours of a profit‐maximizing firm and a labour‐managed profit‐per‐worker‐maximizing firm in a two‐stage quantity‐setting model with a wage‐rise contract as a strategic commitment. The paper then shows that there exists a unique equilibrium that coincides with the Stackelberg solution where the profit‐maximizing firm is the leader and the labour‐managed firm is the foll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