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ECD国家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企业年金的发展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已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总结OECD国家的监管经验,对审慎性模式和定量限制模式进行比较出发,分析我国企业年金监管的内在动因,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确定我国应当采用何种监管模式,保证企业年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     

完善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以应对对我国的补贴指控为视角

文中从应对对我国的补贴指控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出口退税制度与 WTO 规则不符的根源,并提出了完善这一制度的建议.     

养老基金投资的谨慎人规则及其在我国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中的适用

与数量限制模式相比,谨慎人规则的监管模式有利于养老金管理机构根据基金的状况和市场状况确定基金投资政策,提高基金资产分散风险和获取更高投资收益的能力。目前,我国在全国社保基金投资运作中逐步引入谨慎人规则的时机业已成熟,相关法律应逐步放宽对社保基金的投资品种的限制,拓宽投资渠道,主要发挥理事会在社保基金投资运作和风险控制中的核心作用,由理事会根据证券市场的情况独立决定社保基金的投资政策,并通过委托投资合同和委托投资方针,对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的投资品种及各品种的比例进行约束。     

论营商法治环境评价的理路与指标体系

基于中国营商法治环境建设实践与未来走向的理性视角,结合营商环境评价与法治评价的跨学科研究方法,采用融合顶层设计、评价方法与标准、评价框架在内的体系性思路,兼顾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双重需求,从宏观层面搭建涵盖营商法制环境、政企互动环境、司法能动环境和社会信用环境在内的营商法治环境评价框架,围绕共识化、可量化、可回溯和企业主体化的指标设计原则,构建营商法治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模型,并对微观层面的指标择取逻辑作出阐释。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运行效率、筹资与基层政府行为

现阶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的重点之一是如何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新的均衡。这项制度在农村稳步推开,缓解了医疗服务中长期存在的公平效率问题。但自该项制度实施以来.调查点居民卫生可及性公平仍有待改善,筹资存在垂直不公平问题,卫生服务利用公平性有所增强,但改进余地很大。资源配置效率有所提高,但并不明显;医疗机构间缺乏竞争,成本软约束导致医疗机构低效率运行。因此新农合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公平性,还有待政府进一步改善,同时以公平为前提,提高资源配置和服务效率。     

植物转基因技术产业化规律探寻

20 世纪80 年代初发展起来的植物转基因技术,作为植物基因工程的核心技术,可精确改造植物,显著提高作物产量和抗逆性、改良品质性状等,同时能够极大地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缓解不断恶化的农业生态环境,将成为21 世纪解决食物安全、改善人民健康、环境污染、能源短缺等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最具潜力的技术手段,转基因农作物将占据21 世纪主要农产品的大部分市场。自1983 年第一例转基因植物面世以来,国内外植物转基因技术及其产业化飞速发展,植物转基因技术及其产业已是各国政府和跨国公司的投资重点,基因资源的发掘和占有已成为国际上的竞争制高点,转基因技术及产品的安全性仍是能否产业化的争论焦点,植物生物反应器技术已成为研究热点,而植物抗逆转基因技术仍是目前的研究难点。     

Large deviation asymptotics for statistical treatment rules

This note applies large deviation-based optimality theory to evaluate treatment rules for treatment assignment problems. We find nearly optimal treatment rules whose asymptotic maximum large deviation risks can be arbitrary close to the corresponding minimax bounds.     

浅析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公平问题

现阶段,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已经凸现,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要解决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必须正确理解公平原则,切实有效地采取措施调节收入分配,在分配领域特别是在再分配领域中更加注重公平,逐步实现公平与效率有机的、动态的结合,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专业化管理的家族企业——新加坡的华人企业

通过考察大量口迷历史记录、个人访谈、文献研究及有关新加坡经济、社会的评论,研究了亚洲金融危机（以下简称危机）前后新加坡华人企业变化及其发展的持续性,表明危机前,这些大型企业由家族制管理变为专业化管理;危机后,其变化趋势有两种,一种由于面临着西方企业日益激烈的竞争,在政府密切关注下,同时也因缺乏有能力、有管理家族企业意愿的后代,家族制度已松散;另一种由于没有政府的直接管制,在危机后消极的市场形势下,为谋求生存,任用有能力的家族后代充分发挥优势,维持着传统的家族制。本文分别从市场、制度（包括文化和政府）及一些主要大公司的领导者行为分析,推导一个路径清晰、条脉分明的管理变化模式,同时提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专业化管理家族企业的结构及政府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