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国竞争、乡邑自治与中央集权——康有为海外游记中的“封建—郡县”问题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不久之后他从粱启超等弟子那里感受到了共和革命思潮的强烈冲击,并做出了系列回应.其中,以1904～1908年间在欧洲、美洲等地的旅行见闻为基础的系列游记,对分省自立的革命主张做出了重要回应.本文结合康有为的其他文本,分析了他在“封建—郡县”问题上的复杂论述,认为他以中国、欧美及其他国家为对象,对国家分合与现代社会的产生、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等问题做出了富于辩证性的思考,并提出了一些质询、批判与深刻影响共和革命的主张,其中就包括“合联省而但言自治”的观点,即以乡邑自治为主,周时通过“废省”、“析疆”以减少行政层级.文章认为,康有为在游历欧美之后并没有经历从讴歌崇拜西方到否定批判西方的激变,而是一直致力于进行具有辩证性的观察和思考.     

中央集权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代化转型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之三

正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孟子(《离娄上》)上两篇文章讨论了改革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所取得的成绩和目前面临的问题,指出当前的治乱循环与中国传统王朝的周期循环在逻辑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并分析了一个现代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即:强大稳定的中央政府、充满自由活力的地方,以及     

中国会计史话（五）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这是伟人的诗句。古书也云：秦王朝“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利三十倍于古”。意思说一年的劳役之多是以往朝代一年的三十倍;田租、盐利之重也是以往朝代一年的三十倍,这不能不说秦王朝对人民的剥削不残酷,由此产生的必然是暴政。尽管如此,秦始皇合诸侯,治百县,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国家。     

中华农耕文明伦理观的历史足迹及城乡二元结构伦理溯源(续)

正四、中华农耕文明伦理思想的发展期(220年-960年)东汉后期,中央集权崩解于内,四夷环视侵凌于外。胡人从多方入侵中原,天下大乱。从朝廷到平民,普遍寻觅新的精神寄托。隋唐以前官方推行的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其主流属社会中上层。至于平民,则付之阙如。佛、道两家满足平民的精神需求,于是趁势而起。遂成儒、道、佛三足鼎立之势。三者互为消长、互相补充,并衍生出玄学一派。是为农耕文明伦理学的发展期。     

日本大化改新对唐律令制度的吸收和改变及其影响

在中国,六世纪末隋朝兴起,结束了南北朝的对峙,建立了强大的王朝。七世纪初,唐朝取而代之,更加扩大了版图,展现出建立世界性大帝国的势态。而此时的日本,正处于政权交替,社会动荡不安的阶段,这使大和政权深感必须整顿国内体制,朝着实现中央集权律令制国家努力。借前朝中央权力加强的余威,日本开始进行大化改新,吸收并学习唐朝的律令制度,但在此基础上,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变,这一改革加强了中日之间的交流,并且使奈良时代的中央集权制度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试论我国经济转轨中寻租与腐败的产生与治理

寻租是一种非生产性的社会再分配活动.简单地讲,就是利用权力寻求租金.它是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和转轨型国家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在我国,寻租是在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向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转变的混合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表现为政府与企业间的双向寻租,即一方面企业向政府有关部门寻租;另一方面,政府设租并收取租金.     

近代中国金融文身

金融在中国大地从无到有,如墨针一样深入刻画在中国近代变革史上,既助列强掠夺,给近代中国带来了财政灾难,又被政府和有学之士拿来,不断进行着中央集权的改造。     

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研究

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民众总体数量、文化素质和广泛的流动性与今天都是无法相比.只要城市化还无法接纳更多的农村人口,就必然需要政府在农村维持社会秩序,乡镇政权就必然要存在.乡镇政权今后的定位应该是把自身作为国家向农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它主要有三大职能:农民的生存权利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保障、农民的公共产品保障.对各级政府的权力配置重新进行洗牌:强化中央集权,确保宏观调控能力;精简中间层面,确保政策监督能力;重心下移县乡,确保政策执行能力.     

苏宁式集权

苏宁是“2008最佳商业模式中国峰会”的冠军得主，它在金融危机中逆势扩张的举动很好地阐释了“韧性”这一年度主题。但它也让公众疑惑，因为它不曾有国美那样疯狂并购与资本腾挪的惊艳之举，凭何突然发力？于是，我们深入一线采访，由表及里地解剖苏宁盈利背后的商业逻辑：这个能将顾客、物流、供应商同步联系在一起，连门店差旅费报销都掌控在总部手中的零售帝国，依靠信息化的“航母平台”，实现了管理的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