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兼并浪潮渐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第五次全球企业并购浪潮,国际银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第三次全球银行并购浪潮亦至今持续,推动银行业朝着业务全能化和服务全球化方向发展。这些并购产生了像花旗银行、大通银行和东京三菱银行这样的超级银行。而我国由于长期以来国有银行资产质量较差,不良资产率偏高,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不到位等因素制约,使整个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缓慢。     

逆全球化浪潮：内在逻辑、发展前景与中国方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掀起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产生逆全球化浪潮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本轮逆全球化浪潮的发展前景如何？中国应如何应对？本文认为经济全球化的收入极化效应显著超出其增长效应、经济全球化运行机制的“失灵”、美国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行为是逆全球化浪潮产生的根源。尽管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持续泛滥,但在持续科技创新、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尤其是中国的积极推动下,本轮经济全球化非但不会就此终结,反而将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深入发展。对此,中国应推进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双向开放,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稳步拓展制度型开放,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积极践行多边主义,维护多边经贸体制;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倡导新型全球化。     

国际经济秩序演化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重构研究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秩序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影响下开始新一轮调整,并在秩序理念、秩序内容、秩序适用范围、秩序质量以及秩序主导权上呈现出新的演化趋势。而国际经济秩序演化下伴随而来的全球生产要素流动变化也将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产生明显冲击,并从产业链联系、地位以及空间布局三方面影响我国产业链重构。我国应顺应国际经济秩序演化新趋势,从打通产业链联系、提升产业链地位、优化产业链空间布局以及营造良好重构环境四方面着手,助推我国制造业产业链重构,不断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全球化的时机与福利供给：基于中国东莞与昆山的比较分析

在一个国家内部,为什么不同的地方在全球化与福利供给之间的关系上呈现截然不同的情况？现有研究主要是从“福利需求”的角度进行回答,鲜有从“福利供给”的角度解释政府为什么以及如何回应社会的福利需求。本文认为,解释福利供给模式需要关注制度的历史维度。具体来说,地方融入全球化的时机是福利供给模式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东莞的全球化道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当时风险型的政治机遇空间中,地方政府官员内部难以形成关于对外开放的共识,从而使基层政治与地方社会精英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并形成庇护主义的政商联盟,最终塑造了东莞地区效率型的福利供给模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昆山对全球化的融入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得益于当时友好的政治机遇空间,地方政府内部形成了关于对外开放的共识,在这一共识下,地方政府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体,与外资形成合作主义的政商联盟,最终形塑了当地补偿型的福利供给模式。     

从T恤中一窥全球化

如同当今世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全球化从它一开始出现的时候起,就注定成为争论、争议甚至争吵的代名词：从1999年底的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开始,无论有关全球化的国际会议在世界哪个城市举行,劳工、人权和环保组织的示成就接踵而至。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中国针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提出了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加深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解;为保持社会主义的活力而不断地推进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这都是21世纪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新贡献.     

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资本市场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全面推进,国际资本市场正在经历快速的过程。各国之间展开争取资本的竞争,促使国际资本以更大的数量与更快的速率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资本市场的全球化有利有弊,对各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安全带来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对资本市场全球化进行国际协调,是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新世纪必须直面的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发展——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思考

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不断发生变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已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不是孤立的,它与经济全球化有着密不可分的、互为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中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并将有力地推动经济全球化。因此,正确认识当今国际环境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对转发今后我国经济发展就显得十分重要。     

世界经济的回顾与展望

二十世纪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尤其是第三阶段（1989－1999年）世界经济发生了巨大、深刻、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人类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二十一世纪上半叶,高技术产业化是全球范围内推动世界经济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世界经济将持续较长时期地增长,我国经济有可能再持续20－30年的快速增长,从而在二十一世纪中叶成为全世界最大、最有实力的经济强国之一,成为与美国、欧盟和日本并存的政治化、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一级。     

论金融监管国际化

金融监管国际化是金融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和欧盟在监管国际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缺陷也是不言而喻的。以完善各国的国内监管制度为基础,建立区域性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尝试建立统一的监管组织,是金融监管国际化之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