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公司法下中小股东的司法救济

我国修改后的新公司法于年初颁布。在该法中,对中小股东的保护成了重要的内容。其中,事后的司法救济成了最后的屏障。本文就司法救济中主要的股东质疑股东大会决议权、异议股东股份收买权及股东派生诉讼权做了介绍,并结合国外的立法经验,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措施。     

论中国古代的孝道与刑法

“孝道”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古代刑法是专门为“孝道”立法的,但是相关的法律规范究竟是在怎样的程度上创设又是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的呢?本文主要从中国古代孝观念的起源、不孝罪及其他与孝道有关罪名的规定、相关司法原则的实施来考察上述问题,以期对在现代社会孝道能否涉罪的问题有所借鉴。     

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的利弊分析

我国民事调解制度由来已久,但近来,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对这一颇具中国司法特色的制度反思和改革的呼声日浓。应当讲,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理论与现实基础是坚实的,而如何完善上,应符合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符合我国民事诉讼基本目标和价值,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民意,并处理好继承、吸收和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     

现代企业家制度应该是一种团队制度——基于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等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思考

日前．广东省佛山市公安局已对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顾雏军等涉案人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至此，拥有百亿资产的中国民营企业大财团“格林柯尔”陷入了空前危机之中。这一事件再一次引起了人们对于企业家问题的思考。     

单位行贿罪若干问题探讨

在单位行贿罪犯罪主体的认定中,单位的内部机构在财政独立和有独立决策权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单位行贿罪的犯罪主体,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私营企业也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单位行贿罪不以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必要要件,应当从提起犯罪的主体和不正当利益的归属来认定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     

法治社会中宽严相济与规范执法的统一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能够灵活充分应对现实,有利于集中力量打击恶性犯罪、实现法治。与此同时,由于其灵活性、抽象性特点,容易造成与规范执法要求的表象冲突。法治社会中,宽严相济与规范执法在价值层面是统一的,二者既互相约制,又和谐相生。     

论我国反垄断立法中的调查处理程序制度

程序是为实现法律所预定的实体正义服务的手段。反垄断法能否得到有效的实施，能否建立并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不仅需要合理、缜密的反垄断法实体制度，而且也需要科学、有效的反垄断案件调查处理程序制度。这里的调查处理程序包括立案、调查以及审理和裁决等基本方面，但不涉及对作为行政机关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处理决定进行司法救济方面的内容。反垄断案件的调查处理程序既是我国目前反垄断立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更是将来反垄断法实施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此，我国反垄断立法必须在明确反垄断执法机构及其职责权限的基础上，对反垄断案件的调查处理程序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     

广告监管环境的新变化与创新

我国加入WTO以来,广告企业竞争日趋激烈,广告市场规则的制订和监管面临着新的挑战。《行政许可法》颁布与实施后,广告监管一系列行政审批项目已得到清理和规范。面对这种新的形势,如何加强对广告的监管,是广告监管机关必须研究与解决的重要课题。     

股票市场会计信息披露的司法管制

针对我国股票市场会计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的不足,本文对我国股票市场会计信息披露司法管制的加强问题进行了阐述,以提高股票市场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     

典型案例视角下非法信用修复监管问题研究

“征信修复”与“信用修复”有着本质区别。近年来,在商业利益驱使下,一些不法分子通过征信代理维权开展误导性虚假宣传,以各式“不良征信信息洗白”骗局牟取非法收入,侵害信息主体合法权益的司法案件频发,同时也给征信部门工作带来了较大压力、风险和挑战。当前,非法信用修复监管面临政策尺度把握难、证明材料审核成本高、中介机构“组织严密”、过度维权现象突出、联合监管机制尚未形成等诸多困难。建议健全多方参与联合监管机制、加强接入机构合规监管力度、搭建非法信用修复举报平台、深入开展征信知识宣传教育,提升人民群众在征信领域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