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提升的新视角——基于环境规制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的视角,采用中国2004-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了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结果表明:OFDI显著提升了国内创新效率,但这种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三重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对OFDI逆向创新溢出的积极影响相对有限,只有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越一定门槛水平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逆向创新溢出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越好,过于严厉的环境规制反而会弱化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当前的环境规制强度虽未能最有力地驱动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但这距离跨入环境规制的最优区间并不遥远,短期内通过环境规制手段进一步释放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是切实可行的,但长期内也不能忽视环境规制"度"的限制;在环境规制约束下,OFDI的逆向创新溢出效应表现出了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为正向的倒"U"型、"U"型和倒"U"型非线性规律,在"一带一路"地区和非"一带一路"地区分别具有正向的倒"U"型和"U"型非线性特征,这些发现为在不同空间实施差异化和动态化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而更有效地促进OFDI逆向创新溢出提供了依据。     

"联防联控"政策下空气污染治理的效应研究

为提升大气污染整体防治水平， 环保部等部门于2010 年5 月发布了 《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的指导意见》。 本文利用中国大陆241 个地级市的数据， 对联防联控政策效应及其实现途径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我国空气污染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 联防联控政策确实降低了空气污染水平。 且联防联控政策主要通过控制空间相关效应降低了空气污染水平。 进一步地， 本文发现当前空气污染会抑制经济增长， 而联防联控政策可以有效缓解工业企业高污染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 因此， 应该制定更为严格的环保政策， 有助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     

中国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之间的风险传导机制

本文采用行业收益率溢出指数度量股市行业风险,并进一步研究中国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的相互影响,同时引入股息率和利率两个中介渠道深入挖掘其传导机制。我们运用GARCH-in-Mean模型对股市行业风险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一阶矩和二阶矩相互关系同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股市行业风险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水平值和波动率都存在双向影响,对外溢出效应较大的行业起主导作用。此外,股市行业风险对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方面,股息率和利率均起到中介渠道作用;宏观经济变量对股市行业风险的影响方面,只是利率起到中介渠道作用。股市行业风险与宏观经济的传导效应在不同时期差异显著。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刻理解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风险传导机制,对防范系统性风险、防止金融和实体经济“风险共振”以及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等具有参考意义。     

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增长效应比较研究——基于动态面板工具变量法的分析

本文选取1990—2015年金砖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年度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方法并使用额外工具变量,对比分析了金砖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以往模型中存在的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二是样本选择问题,以往研究没有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导致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具体效应不明确。本文得到的主要结论是: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效应,且作用迅速;金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但国际贸易对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我国通过"金砖+"扩展金砖合作"朋友圈",探索适合金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的方式,同时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营改增对银行业流转税税负的影响研究——基于34家上市商业银行财务报告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沪深A股上市的34家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测算、分析营改增对银行业流转税税负的影响。结果显示:银行业营改增的减税效应显著,且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越小,减税效果越显著。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对贷款服务征税等建议,以进一步完善银行业增值税制度。     

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目前已成为我国理论界研究热点。 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收缩、 质疑、 认识深化、 加速、 形成城市化区域 6 个阶段， 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政府调控与市场积极性的协调、 地方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融合、 城市集聚规模效应与宏观羁留效应的协整、 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同步共进的四大创新特色。 在此基础上， 针对当前中国城市化中所存在的问题， 分析了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发展趋势。     

个体退休意愿及家庭内互动关系研究

在我国老龄化不断加剧、延迟退休政策势在必行的大背景下,对我国中老年人群的退休意愿进行考察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利用CHARLS 2013年全国追踪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计量模型分别从家庭因素和财务因素角度对我国中老年群体个体的退休意愿及配偶间退休决策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主要得到了以下几点研究结论：(1)从家庭因素角度看,独生子女父母的退休意愿最为强烈且其更多地承担了照顾孙辈的责任,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表明后者是造成前者的主要原因；(2)从财务因素角度看,不同保障程度的养老保险对个体退休决策具有不同的影响,包括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及补充型养老保险在内的高保障养老保险会显著促进个体的退休意愿,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新农保等低保障养老保险则没有这种影响；(3)家庭内配偶间退休决策的互动关系研究表明,夫妻退休决策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表现为闲暇的互补性,而配偶高保障养老金的“溢出效应”可以为这种现象提供解释。     

美国各部门杠杆率变化与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严重冲击了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疫情大流行一度引发全球流动性危机,美股10天内四次熔断,债券遭到抛售,全球陷入流动性恐慌。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迅速推出一系列大规模刺激计划,力度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由此也导致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债务不断累积,杠杆率高企。与西方国家无节制的政策扩张不同,我国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首次提出了“跨周期调节”,以助力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