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聚居村经济文化转变

文章从实地调查广西壮族聚居村的经济教育文化情况,进行横向对比与分析,得出在经济教育方面发展的主导因素和制约条件.并对民族孤岛问题提出见懈.     

集体资源、宗族分化与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

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在中国具有普遍性。本文基于乡镇干部、村干部和村民相互博弈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从农村集体资源产权界定不清和宗族分化相互作用的角度,为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研究发现:村干部掌握农村集体资源的非农用途转让权,故村干部职位具有潜在的租金收益,落实监督制度妨碍村干部获取租金,因而村干部反对落实监督制度;乡镇干部因和村干部分享租金,因而不会促使村干部落实监督制度;村民为了分享集体资源的收益,反对村干部不落实监督制度,但其反对只有村民达成集体行动后才能生效。在存在宗族分化的行政村,本族村干部对本族村民具有天然的正外部性,所以村民都偏好本族村干部。这种偏好和村干部的分而治之政策,导致不同宗族的村民达不成集体行动,结果监督制度缺失成为均衡。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不仅是"资源诅咒",也是"血缘诅咒"。     

论清代江西宗族与争讼之风的应对

宋代以来,江西的诉讼之风一直较为盛行。清代时,江西的诉讼案呈现宗族化倾向,而且新的特点是借助宗族公产为诉讼的资金,结果加剧了清代江西的诉讼之风。江西地方政府和作为地方势力的宗族都曾采取过一些措施遏制这类风气,且起过一定作用,但诉讼之风依然日益严重。虽然如此,宗族之情对清代江西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起过重要作用,这是必须肯定的。对照当今农村基层的社会治理,引导农村宗族活动,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破解民族地区经济金融难题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民族聚居地区不仅覆盖面积较广,而且多数属于贫困落后地区。研究民族地区银行业发展问题对保持社会稳定、改善当地经济金融环境和人民生活、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宗族组织的制度性空间与法理性基础

本文通过对中国转型社会中农村宗族组织建构的制度性空间和法理性基础的剖析,揭示了农村宗族组织的实际结构、功能及运作效果,并试图描述出宗族组织是如何作为社会成员去获取社会资本,以融合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组织体系之中的。     

正式体制与血缘亲情——地方干部对农村宗族的立场与态度分析

对待农村宗族,地方干部往往呈现复杂甚至矛盾的态度.当面对的是一般性的宗族,他们往往将它看成比较负面的问题;而如果面对的是"生我养我"的宗族,他们则往往会以多种方式参与、支持乃至组织它的活动.这就是地方干部对待宗族的体制性立场与亲情性立场.这种多元的矛盾立场,反映了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与社会现实和人性取向的偏差与背离.     

如皋推进农民集中居住新模式

2005年以来,如皋市按照"一次规划、分步实施、积极引导、能快则快"的原则,加快推进农民聚居化进程."4321"模式的成功探索和实践,进一步改善了农村的人居环境,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优化了产业布局,推动了城市化、工业化互动并进,加快了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进程.     

村委会选举应客观看待宗族的影响

<正>过去,人们对村民选举与村民自治的宗族因素带有某种程度的"假想"成分,即将宗族想象成了"强大的敌人"。然而,从观察到的事实看,在村委会选举中县乡政府的作用是第一位的,与强大的政府行为相比,宗族的影响十分微弱。而且,村委会选举越是公平、公正、公开,选民的选择取向就越是理性化,越能跳出宗族血缘的视野来选择自己的"代理人"。     

珠三角宗族制与农业耕作系统

本文论述了珠三角宗族制的兴起、盛行与滨海湿地农耕系统之间的关系,指出此地的宗族制因应农耕系统的需要而出现,而且,彼此间的互动促进了各自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族内经济关系的商业化、虚拟宗族等,成为珠三角宗族制的特点,其宗族制度属于变异的亚种形态.     

徽商兴衰史：“徽骆驼”与宗族精神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成为中国商界的奇迹。明朝中叶，社会经济有长足的进展，在我国东南部出现了许多贸易重镇。徽商除了将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叶等土产运销外，也以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推动了贸易的发展。那时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的商品。徽商经营盐业的人愈来愈多，[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