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贫困的非制度根源及其破解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是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区域,其关系着民族的团结和繁荣。造成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制度因素外,还有一些不太为人注重的非制度原因。在概括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贫困的特征的基础上,从非制度致贫因素角度进行分析解剖,并提出破解之道。     

1926年荷塘宗族械斗始末

明清以来,中国的农村,尤其是南方沿海地区经常发生宗族械斗,江门五邑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宗族械斗。其中发生于民国十五年（1926）的荷塘容李械斗则是当中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一次,械斗造成约有八九百间房屋被焚毁,广州民国日报记载：“田庐邱墟,流亡载道……荒凉满目,难民众多,殊堪悯恻”,可见械斗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此次械斗虽被历史记载为“容李械斗”,但事件的起因及造成的恶果却与其他几姓乃至民国军队有莫大关系。     

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口新特征及发展趋势——以新疆喀什地区为例

新疆喀什是我国维吾尔族人数最多,比例最高的民族聚居地区,维吾尔族占总人口90.6％.以喀什地区为例,全面分析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口发展新特征和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建立模型对喀什地区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提出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人口发展对策.     

市场化进程中的宗族网络与乡村企业

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05)400村和4000农户数据,本文分析了宗族网络对乡村企业的影响、作用机制以及宗族网络作用随市场化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宗族网络对乡村企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宗族网络发达的村庄拥有企业的数量明显低于宗族网络不发达村庄。(2)通过对宗族网络影响乡村企业作用机制的检验发现,在市场化相对成熟时期,宗族网络的短半径信任效应和短半径交易效应的作用更为突出,而产权保护效应的作用已经不甚明显。(3)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宗族网络在乡村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经历了从促进到阻碍的转变。     

浅议《儒教与道教》中传统中国的社会发展

《儒教与道教》是韦伯通过阐明信仰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解释文明的经典之作.韦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研究,阐述了其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观点,探讨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城市、君臣以及传统农业社会制度的发展和功能.韦伯70年前从一个自觉的“西方文明之子”的观点出发,写下他对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分析,并不是越俎代庖要来告诉中国读者怎么去看自己的历史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一直是相对不变的,在解释该结构所固有的各种可能性时,可以参用不同时期的事件.当我们在自觉的层次上想理解中国文化发展与世界史的关系脉络时,韦伯曾经探究过的各种问题仍然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农村聚居模式研究初探

针对我国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现实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提出开展农村聚居模式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首先对农村聚居模式的概念及内涵做出全面解释,然后从农村聚落地理学科的复兴、"农村病"的缓解及新农村建设规划的编制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农村聚落模式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进而提出农村聚居模式研究的内容及方法。     

宗族网络是否影响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基于“千村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村级集体经济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动力引擎,是实现乡村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本文从理论层面探究了宗族网络对村级集体经济的影响,考察传统民间力量在现代乡村社会中的作用及影响机制,并基于“千村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宗族网络与村级集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宗族网络显著抑制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且主要通过促进劳动力净流出、抑制土地流转以及减少公共品供给等途径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宗族网络规模在均匀型宗族结构、平原和山区以及东部地区农村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宗族网络强度在均匀型宗族结构和中西部地区农村的抑制作用更明显;政府部门的支持不仅促进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还有效缓解了宗族网络对村级集体经济的抑制作用。     

浅谈宗族对村民自治的影响

在我国农村村民自治过程中,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首先分析了宗族势力对村干部的选举过程、对村务管理过程的影响及其利弊,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宗族对村民自治过程产生影响的历史因素、经济利益因素、社会因素等。     

破解民族地区经济金融难题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民族聚居地区不仅覆盖面积较广,而且多数属于贫困落后地区。研究民族地区银行业发展问题对保持社会稳定、改善当地经济金融环境和人民生活、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