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民族地区经济金融难题

四川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民族聚居地区不仅覆盖面积较广,而且多数属于贫困落后地区。研究民族地区银行业发展问题对保持社会稳定、改善当地经济金融环境和人民生活、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村宗族组织的制度性空间与法理性基础

本文通过对中国转型社会中农村宗族组织建构的制度性空间和法理性基础的剖析,揭示了农村宗族组织的实际结构、功能及运作效果,并试图描述出宗族组织是如何作为社会成员去获取社会资本,以融合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组织体系之中的。     

集体资源、宗族分化与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

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在中国具有普遍性。本文基于乡镇干部、村干部和村民相互博弈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从农村集体资源产权界定不清和宗族分化相互作用的角度,为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释。研究发现:村干部掌握农村集体资源的非农用途转让权,故村干部职位具有潜在的租金收益,落实监督制度妨碍村干部获取租金,因而村干部反对落实监督制度;乡镇干部因和村干部分享租金,因而不会促使村干部落实监督制度;村民为了分享集体资源的收益,反对村干部不落实监督制度,但其反对只有村民达成集体行动后才能生效。在存在宗族分化的行政村,本族村干部对本族村民具有天然的正外部性,所以村民都偏好本族村干部。这种偏好和村干部的分而治之政策,导致不同宗族的村民达不成集体行动,结果监督制度缺失成为均衡。村干部监督制度缺失不仅是"资源诅咒",也是"血缘诅咒"。     

论清代江西宗族与争讼之风的应对

宋代以来,江西的诉讼之风一直较为盛行。清代时,江西的诉讼案呈现宗族化倾向,而且新的特点是借助宗族公产为诉讼的资金,结果加剧了清代江西的诉讼之风。江西地方政府和作为地方势力的宗族都曾采取过一些措施遏制这类风气,且起过一定作用,但诉讼之风依然日益严重。虽然如此,宗族之情对清代江西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起过重要作用,这是必须肯定的。对照当今农村基层的社会治理,引导农村宗族活动,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谁来治村?——基于四川实践的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谁来治村”是乡村全面振兴语境下亟需回答的战略命题,事关农村大局稳定和乡村发展后劲。在我国农民工迁移空间格局迅速重构、乡村治理结构交替演进、基层治理目标发生转变的多重因素下,治村主体研究亟需得到补充与更新。本文基于四川省积极培养农民工担任村支部书记的实践,梳理了优秀农民工担任村支书的理论逻辑,并通过数理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发现:(1)新阶段下中西部治村水平须考量“维稳”与“发展”两个维度的综合效用,村支书的务工经历有助于提升村治效果;(2)务工经历分别通过构建价值认同与社会资本积累、特色产业发展维系村庄的公共秩序与村庄发展能力;(3)村民议事会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农民工村支书的积极性,而宗族网络对乡村稳定与发展两个维度的影响存在反向差异。     

旅游型传统村落居民点空间重构与乡村振兴——以雪峰山崇木凼村为例

居民点的空间重构优化助益于乡村转型发展与空间有机更新，是推进传统村落活化传承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以旅游型传统村落崇木凼村为案例，以系统论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景观基因分析、遥感解译与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精准识别居民点内外系统空间重构演变特征，深刻探讨空间重构与乡村振兴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景观基因与民居建筑组成崇木凼居民点空间重构的主要内容，景观基因表现为轻微变化但相融于本土的协调特征，新旧景观和谐共生、传统风貌动态延续；民居建筑表现为整体层面上聚居形态特征明显、建筑功能由单一向复合演变，局部层面上空间有序拓展。(2)崇木凼村外部系统对居民点起引导和约束作用，呈现出近路性、中心性和亲水性特征，即距离道路、基础设施和水域越近居民点越密集。(3)在外部环境驱动和内部要素响应下，崇木凼村以“文化延续—空间有序—物质更新”三维重构路径，推动村落居民点空间要素重塑、空间格局优化和空间组织营建，为乡村振兴提供文化、空间、物质基础，进而赋能乡村振兴实践。     

城市落户门槛、就业歧视与农民工同乡聚居

结合城市落户门槛指数和中国乡城流动人口数据，实证研究了城市落户门槛影响农民工同乡聚居的机理。研究发现，城市落户门槛会显著提升农民工同乡聚居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城市落户门槛对农民工同乡聚居的影响会因户籍性质而存在差异，落户门槛的提高会显著提升拥有外市户籍农民工的同乡聚居概率。机制分析表明，就业歧视是城市落户门槛影响农民工同乡聚居的重要机制，即随着城市落户门槛的提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就业机会歧视越严重，为了规避就业歧视以更好地实现就业，进而会选择与同乡聚居。基于此，研究认为应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和相关政策调整力度，放宽放开城市落户门槛，进一步消除城市就业歧视。     

散居村落:制约新农村建设与发展的瓶颈

散居村落在目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具体表现为乡村规摸小、分布杂乱、以姓氏聚居为主,其已减为制纷新农村建设的瓶颈.因此,改变目前农村村湾的散居结构,对村湾布局进行整合,扩大村湾规模,走向中心区聚居与农村集镇化的的展道路,也就成为一种必必然的趋势.本文从散居村落目前存在的问题分析入手,提出了改造散居村落,引导农民向中心区聚居,走农村集镇化发展道路的新农村建设思路     

宗族组织、信贷约束与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基于“大学扩招”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历史家谱记载与2010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以1999年大学扩招作为外生冲击，采用队列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宗族对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宗族组织越发达的农村地区，居民因扩招带来的教育年限以及大学与高中入学率的增幅越大，当地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幅度越大。机制分析表明，以亲友经济帮助为主的非正式借贷对促进农村居民提高教育年限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重视教育的文化规范并未直接捕获此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