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屋内外--评何国强《围屋里的宗族社会:广东客家族群生计模式研究》

何国强教授近年来致力于广东族群和区域文化研究,在田野中不断历练和酝酿自己的理论方法和学术素养,如今捧出的一部《围屋里的宗族：广东客家族群生计模式研究》凝聚了作者在汉学人类学研究方面所做出的探索和尝试。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为我们考察像中国社区那样的复杂社会提供了     

非正式制度与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经营理念

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中国近代,由于传统义利观、宗族观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经济伦理。文章根据这种传统经济伦理,对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经营理念进行探讨,提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经营属于一种重视国家利益的家风式经营理念,这种经营理念与中国传统伦理的适应性和经营上的合理性及其落后性都充分反映了非正式制度与经济的密切关系。     

地域、宗族、商人与同姓团体——以闽南地区的田野调查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宗族和同姓团体是中国汉族社会常见的父系亲族组织。严格定义的宗族是一典型的以父系血缘为主线的血缘继嗣群。然而,在传统汉族社会,一些宗族组织为了扩大其自身的力量和规模,单纯靠血缘的延续和继承很难达到目的,经常利用同姓,通过祭祀远祖建立联盟,因此产生了由复数的同姓宗族构成的虚拟血缘的同姓团体。宗族和同姓团体这两种类型的父系亲族组织在闽南地区都存在。本文根据笔者多年来对闽南同姓团体所做的一系列田野调查研究,对当代闽南同姓团体的组织结构、社会功能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进行研究,指出当代闽南同姓团体活跃的原因,不仅是宗族的地缘性利益趋同,也是市场经济发展下商人经济利益趋同的结果。     

居住的人性回归--社区重构

作者指出,社区是自古以来人类聚居形成的生活状态,因城市的发展而逐渐丧失.但是随着城市建设和城市文明的发展,社区的概念在居住区开发中得以逐渐重构,并成为居住人性回归的显著特征.     

现代化视野下农村公共文化生活变迁——以湖北洞村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洞村公共文化生活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一是建国初期的传统仪式影响下的农耕文化——公共文化带有强烈的宗教和宗族色彩;二是集体化时期国家行政控制下公共文化生活——带有鲜明的组织化、政治化色彩;三是改革开放以来日益衰落的村庄公共文化——宗族性公共文化生活的悄然复兴又迅速消逝、基督教信仰的一度兴起又悄然衰落。村庄公共文化生活的前景堪忧。新农村建设使村庄公共文化生活的重建有了希望。     

宗族文化与企业并购收益

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调查、2010和2012年“北京大学中国家庭和个人跟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以姓氏集中度代理宗族文化强度,研究并购双方所在地区宗族文化差异对企业并购收益的影响,发现宗族文化差异越大企业并购收益越高.进一步研究表明宗族文化不会显著影响地区内个体的思维方式或价值观念,但宗族的排外性使强宗族文化地区企业掌握了独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收购强宗族文化地区企业有助于外地企业进入地方社会网络,吸收地方社会资本,增加市场竞争优势.基于这一现象构建投资策略,收益远超市场表现.本文研究结果对构建投资策略、企业并购决策具有价值.     

浅议南宋的宗族

宗族制度,其历史由来已久。上溯可至周朝,下追可述当今,其间宗族制度经历了各种变化,但一直不失为中国文明史的一部分。本文开篇通过叙述宗族、家族之不同,简单概括宗族从周到南宋的变化。主要从《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关宗族的案例入手,探讨南宋时期呈现在当时文献中的宗族形态。     

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论封建所有制是宗法宗族制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源

一、前言在封建社会时期,宗族制和宗法制是两个不同概念。宗法制原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父系家长制为核心、以大宗小宗为准则、按尊卑长幼关系制定的封建伦理体制。自宗子之制废。     

近代安徽宗族对族田的保护——对乡俗、族规和国法的灵活充分利用

文章对近代安徽宗族保护族田的措施进行比较详细的研究,认为在族田的建置、存续和侵害的不同阶段,宗族既根据不同阶段状况分别选择以乡俗、族规和国法为主要保护方法,又在各阶段和全过程中加强各方法间的联系,建立起一个有机的族田保护系统,对族田进行严密有力地保护,从而使族田能够长期保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