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祠堂的控制功能

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祠堂所发挥的族内控制功能有日益强化的趋势。主要体现为第一,通过祠堂祭祀仪式的举行及相关祭祀制度的执行,以融洽宗盟、收拢人心、增强宗族凝聚力,进而实现尊祖敬宗、合族收族、控制族人的目的;第二,通过祠堂为舞台进行族内教化和普法宣传活动,实施宗族内部控制;第三,通过祠堂执法实施对族人的硬性控制;第四,族内纠纷调解、统一族人意志以按时缴纳赋税、族内赈济等其他控制功能的实施也多以祠堂为中心,在祠堂内进行;第五,围绕宗族祠堂管理进行族内控制。以社会控制为视角研究徽州宗族祠堂及其功能,可能是深化对徽州宗族所扮演的社会管理者角色认识的新路径之一。     

近代闽台族正制考述

近代闽台地区一直是清朝着力实行族正制的地方,泉州、漳州与台湾的基层社会不断推行族正制,族正在这些地区长期存在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清代闽台地区的族正制与治理械斗而变异的联庄制度结合在一起,共同维护基层社会的秩序。但是与总理、庄正可以得官府颁发的戳记相比,族正则属于不须给与戳记的民间组织。但由于族正的选立也经过官府认可,使得族正既受官府监督控制又缺乏官方色彩。从清前期到近代,清朝族正制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形成成熟的做法,这就是既监控宗族又防止族正借官府权威而控制宗族,并使宗族进一步组织化。     

沙田开发与宗族势力

本文根据族谱、民间契约和地方志等资料,论述势家大族与商业资本相结合,役使蛋民与失业游民开发沙田的经过。因开发的先后而出现民田区、围田区和沙田区聚落。民田和围田区,与沙田区间,形成主从格局。这种聚落格局还反映了耕作系统中的地域分工,而这种地域分工正是为了适应商业化、近代化的需要。     

宗族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在新农村建设的大背景下,农村宗族文化必将对新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合理利用、发挥宗族文化的积极作用,克服宗族文化的不良影响有重要意义。     

“徽骆驼”与宗族精神

徽州人之所以大批经商，道理十分简单：徽州地理环境恶劣，适合耕作的土地少，除了出外经商，恐怕很难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方法。徽州又是一个移民社会，由于交通闭塞，中原的士族在战乱时期不断迁移到这个“世外桃源”。《新安名族志》中说，从两晋起，历代迁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个。迁移到徽州的士族们失去了原有的特权，但找到了强化凝聚力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宗族精神。在徽州所看到的宗祠．     

尧都临汾

临汾．位于山西省南部,历史上有冀都、尧都、平阳、晋州、白马、卧牛等古称。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十万年前,这里就有“丁村人”群落聚居。上古时期,帝尧出生、活动、建都于平阳．这里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礼乐、军事等活动中心．因此有“华夏第一都”之称。     

弗里德曼及其汉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兼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

在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史中,莫里斯·弗里德曼(Ｍａｕｒｉｃｅ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１９２０~１９７５)无疑是一位重要人物——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宗族模式正是在他手中正式形成的。虽然在他之前,宗族就曾引起葛学溥(Ｄ．Ｈ．Ｋｕｌｐ Ⅱ)和胡先缙等学者的关注,但身处战后理论更替潮流中的弗氏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现象的理论价值,把关于宗族的研究推向了这一领域讨论的前沿,并构造     

浅析云南省腾冲县和顺侨乡宗族活动的社会功能

云南省腾冲县和顺镇是著名的侨乡,全镇总面积20平方公里,现有人口5000多人,侨居国外的华侨6000多人,为国内人口的117%。从明朝初年开始,中原汉族定居边地和顺后,各大宗族积极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建设乡里,推动了侨乡经济社会的发展,构建了文明和谐的社会。     

兰州市绣河沿回汉聚居区民主选举的现状与管理研究

社区作为社会管理的单元和细胞,其建设对于完善城市管理、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的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建设现代化新型社区,建立和完善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区管理体制和运作模式,是当下我国各级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的进程也的加快,民族融合的趋势不断深入。大量的少数民族同胞进入公共基础设施比较完备的城市寻求发展,成为城市居民。由于不同民族特有的文化和风俗不同,使得如何有效的解决少数民族在城市中更融洽的生活这一问题变得尤为重要。兰州作为甘肃省会城市,是附近少数民族迁徙的首选城市,兰州原有的社区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这种特殊的社区管理,在管理过程遇到了瓶颈。本文以兰州市秀河沿社区民主管理为例,对该社区居住的居民的民主选举状况进行调查,对社区居民的民主选举动因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该社区居民的民主自治管理状况有待提高。居委会的民主意识不强、居民的参与积极度不高。从调研数据来看该社区的民主选举状况受到民族成分、宗教信仰、居民受教育程度、社区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民族成分对于民主选举状况及其民主管理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