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体制中的契约与激励机制——对转轨经济中官员腐败的一个新解释

本文主要运用信息经济学基本理论从一个新的视角对转轨经济中官员的腐败行为加以解释。通过模型我们首先证明 ,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官僚集团的廉洁与效率可以同时达到。随后我们推出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统制经济中 ,统治者要有效地激励官员必然要以特权为手段 ,以效率为代价 ,而这恰恰构成了将来经济转轨过程中官员腐败的主要潜在因素。最后 ,我们可以看到 ,在统治者主导的制度变迁中 ,腐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来自于统治者保持官僚集团内部效率的需要 ,二是来自于企业家与统治者在信息水平和激励能力上的差异 ,前者具有负效应而后者具有正效应。制度变迁的最终结果是使官僚集团的规模与统治者的信息水平一致 ,从而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     

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及其对企业创新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注重伦理约束、强调和谐统一与稳定、以人为本以及刚健有为等明显的官僚性和支撑性文化特征,这些特征有利于中国企业的守成与合作创新活动,有利于渐进式创新,但不利于突变式创新和个体创新能力的激发,因此,需要进行文化创新。     

后常规科学时代公共决策模式的转变

后常规科学观认为现代科技发展具有结果的不可控性,并与人类健康、生态环境、社会价值观、伦理标准等因素相联系,使公共决策的不确定性更加突出。技术官僚型公共决策模式以"技术统治论"及专家坚守政治中立、价值无涉为假设前提,期望达到公共决策"政治—科学"的二元分离。但是技术专家角色的政治化,以及技术专家的单一学科的学术训练背景,意味着该模式的破产。为此,应充分认识与承认后常规科学的特点,适当调整权威式、中心式的决策过程,建构批判性、多元性与社会性的公共决策模式,即开放型公共决策模式。     

论理性官僚制的积极作用:对实际成绩之强调

官僚制是组织结构的一种基本形式,其以合理性和客观性作为最大特征。在对社会组织的正常运行及社会的向前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录用和晋升上强调实际成绩的作用,更是为世人所瞩目。理性官僚制在强调实际成绩的积极作用方面更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租、寻租、企业家

企业家能力，既可以用于勾结官僚政客以寻租，又可以用于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取决于哪一类活动回报率更高。     

反思与再造——海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探讨

2000年以来的通关改革，确立了新的通关模式，开启了海关现代化建设的大门。但业务改革之后，机构改革并未接踵而至。导致海关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职能不清、层级过多、分工过细、专业不足、人事不力、决策随意、监督欠缺、财效不佳等问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以信息化、知识化条件为背景，以提高运行效率和工作绩效为目标，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着眼于提高基层关员的积极性，整合机构，改革人事管理体制。     

血色的“票证时代”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天真地以为，他们在教科书上看见的过去年代，是虽然清贫但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年代，是淳朴到没有太多尔虞我诈的年代，是官僚机制僵化却没有荒淫腐败的年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高尚的年代。借助这则短文，我想说明的是，我们亲历的“票证时代”，是从物质到精神都赤贫、残忍的血色时代。     

古代“驻京办”里的血雨腥风

2010年1月，中央出台红头文件，数千“驻京办”将面临在半年内被撤销的命运。新闻经媒体披露后，“驻京办”这个名词一时间家喻户晓，还有人形象地将“驻京办”比喻为地方的第二行政中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充当着上传下达的中枢机构角色，是古代庞大官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那么，驻京办最早发源于何时？     

东亚发展型战略的嬗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二战后,东亚地区的国家(地区)出于冷战背景下的地缘政治格局的要求形成了强国家(地区)主义特色的发展模式,造就了东亚经济的奇迹。这种模式以日本为范例进而被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效仿。20世纪80年代后在国际和国内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东亚的发展型政权均背离了原来的发展模式。试图通过分析发展型政权的传统特征、变异的原因和变异的路径来对比我国经济结构中问题的形成,并为我国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改革之路提供一些启示。     

企业文化--让管理不再尴尬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相信看过《天下无贼》的人,尤其是企业的管理者,一定对葛尤这句话印象颇深。在企业管理中,一方面,管理在向科学化、规范化迈进,制度越来越完善;另一方面,有些现象让管理者越来越头疼:制度形同虚设,总有人游走在制度的边缘,让你没有办法。于是,有的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