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国内冲突

如果一国的石油等资源在本国内部被各方争夺，那么其所获得的贸易发展和福利水平将不同于当本国产权能够以零成本实施时的情况。当竞争性资源的世界价格不够高时，（小国）进口国相对于封闭经济的情况下确实能够获利，而该竞争性资源的出口国在自由贸易中就会遭受损失。无论世界市场的价格水平如何决定．各国都倾向于比没有国内冲突时出口更多的竞争性资源。对于不同的价格水平来说，国际市场价格较高的竞争性资源将会使本国福利减少．这是“自然资源诅咒“的例证之一。     

江苏经济开放度研究

江苏的对外开放正式起步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自此以后,经济发展开始与国际生产体系逐步接轨,1990年初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以后,江苏借助自身优势,主动接受上海辐射,加快经济国际化的步伐,并逐步由外向型经济转向开放型经济。迄今为止,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等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而逐步提高了江苏经济的开放度,日益开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快速、稳定、持续发展功不可没。     

贸易开放、人力资本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的经验研究

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本文重点考察人力资本和贸易开放度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从全国范围看,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较弱的即期效应,而贸易开放度则表现为滞后效应;[2]这两个因素在各分位点处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表现出鲜明的区域差异.只有在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才具有较强的即期效应,西部地区贸易开放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性,且滞后期相对较长,而中部地区与全国整体表现较为相似.     

危机中的机遇

"全球化时代最大的成功故事。"——这是国际社会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成就的普遍评价。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经济开放度提高、外向型经济增长硕果累累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要在更大程度上暴露在外部经济冲击的风险之下。     

进出口贸易对中国通货膨胀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最小二乘法对进出口贸易与国内通货膨胀水平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对外货物贸易中进口额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成正相关关系,而劳动生产效率和贸易开放度对通货膨胀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在国内产能相对过剩时,出口额与外汇占款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影响不显著。最后从贸易开放角度和国内政策方面给出了建议,以期对今后的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权益类国际资产组合投资的引力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27个经济体2001～2009年的面板数据,分类探讨了法律范式的(de jure)金融开放度对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经济体权益类FPI的影响,同时分析了双边贸易、共同语言、金融发展、内部交易指数等因素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权益类FPI随着资本流出国法律范式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而显著增加,流入国法律范式金融开放度的提高也会显著提升权益类FPI负债;信息摩擦会显著降低权益类FPI;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权益类FPI;作为投资国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权益类FPI更依赖于双边贸易,而发达经济体权益类FPI受金融发展的影响更大。     

贸易摩擦、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开放程度的选择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关税冲击以及外汇风险溢价的两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创新地揭示了关税冲击造成实际汇率波动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刻画了关税变动、贸易条件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动态关系与作用机制。我们深入分析了不同经济开放程度下贸易摩擦造成的宏观经济波动以及经济福利损失。模拟结果表明,在一定贸易开放程度下,外国加收关税一方面会导致本国贸易条件恶化,引发出口及产出下降;另一方面会导致本国汇率贬值,引发出口及产出增长。关税冲击发生后短期中汇率贬值效应占优,本国产出会出现小幅上升,随后贸易条件恶化效应逐步显现,产出持续下降。福利分析结果表明,本国适度提升贸易开放度,虽然经济福利损失会小幅上升,但福利损失增加幅度小于外国,会在贸易摩擦竞争中形成相对优势;如果本国过度提高贸易开放度,则会导致本国福利损失大幅增加,并且大于外国福利损失增幅,会在贸易摩擦竞争中形成相对劣势。因此,应适度逐步有序地提升贸易开放度。此外,本国适度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能够改善贸易条件,促进本国经济增长。     

中部六省经济开放度比较分析

运用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国际投资依存度、生产开放度等指标,对1990到2012年中部六省对外开放度进行了比较研究。结论表明中部六省外贸依存度不断提高,而在外资依存度方面中部六省目前已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从中部六省内部看,经济开放度发展不平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了中部六省的综合经济开放度,结果表明江西综合对外开放度程度最高,而河南最低。     

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的度量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和准入前国民待遇作为当前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已在多数国家得到使用。从2015年开始,我国对四个自贸区——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实施同一张负面清单。本文将政策文件量化后,构建了传统外商投资产业政策下的相对开放度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的相对限制度指标,通过对所得指标进行分析,对当前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以及日后如何完善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