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产抑或循环:女性的职业阶层不平等与社会流动研究

当前我国社会职业阶层结构的开放对于男性和女性有着不同的意义,代际和代内社会职业阶层流动表明,女性的总流动率和上升流动率均低于男性,女性更多地受到父代尤其是母亲职业地位的影响,而男性则更容易通过自身努力从较低的社会职业阶层跻身到职业地位的上层。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尽管社会流动率在增加,但是女性与男性的社会地位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和谐视野下社会性别公平指标体系的构建——基于县区级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调查

为了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文章针对社会性别公平的概念,运用文献研究、专家咨询和实地调查的研究方法,讨论了社会性别公平测量的结构维度,确立了其测量指标,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三级四维16项指标体系,作为中国县区级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社会性别公平测量指标体系。     

独生子女政策对教育性别差异的影响

全国的数据表明,无论是义务教育阶段还是高等教育阶段,教育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小.这也许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父母在教育投入上的"重男轻女"倾向已经改变.但基于高等教育数据的协整分析发现.自1979年在城市严格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对教育的性别平等在统计数据上的表现有着显著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观察到的教育平等可能不是人们的观念改变所导致的.教育的性别平等仍然任重而道远.     

职业流动中的性别差异:审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

本文旨在回答以下问题:(1)在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职业流动性别差异以何种模式体现?(2)职业流动性别差异主要受哪些因素决定?文章使用第二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预测人力资本、家庭因素、社会资本、市场结构转型对男女职业流动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转型期间,人力资本因素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职业流动的性别差异,而家庭特征、社会资本以及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动都对职业流动性别差异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农村性别收入差距变化趋势:1993、1997和2006

运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两个横截面的数据研究了农村劳动力收入的性别差异及其变化情况。农村男女劳动力收入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并且有扩大的趋势。工资回报差异的上升是性别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来自自雇劳动方面的差异则表现为先扩大后缩小收入差距的特点,农业劳动影响不大。     

性别偏好与人口转型

人口转型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普遍发生的重要经济和社会现象。本文从性别偏好对生育决策的影响这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口生育率会显著下降。本文通过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说明了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会缩小男女劳动力在生产效率上的差异,从而使男女工资的不平等减少。而性别偏好程度又取决于男女劳动回报的差异,因此经济发展会降低性别偏好的程度,提高女孩对于家庭效用的贡献,这将影响到家庭的生育决策。数值模拟的结果表明,性别偏好程度的下降对人口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当性别偏好程度显著降低时,人口生育率会下降。     

通过数学建模形成生命素质“众涵数”确立“数学遗传学”

1982年,在从事基层公安工作中发现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三种差别:健康与疾病、寿长与命短、聪明与愚笨。从1982年到1992年的探索中,发现这三种差别来自遗传。原因是同父同母的哥弟和姐妹之间同样存在着三种差别。从1992年到2002年,通过数学建模形成了一种生命素质的数学——"众涵数";从2002年至今,以众涵数为数学工具,在生命基础领域中确立了"数学遗传学"。数学遗传学包含:遗传病源、遗传智能、遗传性别、遗传综合四个方面。揭示并获得生命基础领域中12项突破,为人类优质遗传打下了基础。     

我国居民的消费性别差异分析

消费需求是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现阶段的消费需求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低。结合人口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消费经济学的有关原理,从社会男女性别差异方面出发,论证这些差异会造成男性与女性在消费心理、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及其购买决策过程的不同,并分析这些不同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从而针对这些男女消费市场的特点,提出一些调整居民消费结构的措施,以增加居民消费量,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湖北省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与全国对比分析——基于性别的视角

文章根据我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湖北省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构成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并与全国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整体构成比倒进行对比，发现无论是从性别角度，还是从年龄、婚姻、地区等视角看，其主要生活来源中均存在着显著差异。在2010年，湖北省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对家庭其他成员的依赖程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生活来源具有较高的自立性。通过分析，文章也发现离退休金与养老金的比例在各类婚姻中是最低的，而最低生活保障金的比例是最高的，特别存在于未婚的男性老人等问题，对此，文章提出了相关意见与建议。     

经济学研究中的产出之谜:学术贡献与性别不平等——以《财经研究》(2000-2012)为例

学术领域的性别不平等既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认识和破解经济学研究中的性别歧视不仅符合性别平等的社会发展目标,也有助于促进学术多元化发展。文章利用《财经研究》的刊文量和引用量数据,实证研究了经济学研究中的学术贡献特征及其性别差异。结果显示,女性学者的刊文量仅是男性学者的1/4,平均引用量(18.58)也低于男性学者(20.68);引用量的分位数分析表明,男性学者的论文引用量受年龄、基金和单位类型影响,女性学者的影响因素与男性学者一致但不显著;性别交叉项分析表明,基金和职称两个因素有效解释了男性和女性学者的学术贡献差异。虽然女性学者的学术队伍不断壮大,学术力量快速提升,学术贡献数量也呈上升态势,但其整体学术成果非常有限,学术贡献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除了注重自身的女性自觉和学术自觉外,女性学者还需要更多的外部学术资源以及家庭和社会的积极支持,以充分调动和发挥其学术潜能,促进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