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农民市民化的对策

使进城农民真正变为市民．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涉及到制度、政策的改革与调整,也涉及到观念转变、城市建设等方面。根据我国现实国情,应以多元城镇化发展为依托．以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为保障,通过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化、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民市民化的进程。     

子女入园对流动女性的就业促进作用——基于公共服务的视角

在人口红利快速缩减和劳动参与率不断走低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女性劳动参与水平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点。本文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利用幼儿园入学年龄制度产生的准自然实验,使用模糊断点回归设计考察了子女入园对流动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入园提升了流动女性的就业率,增加了流动女性的周工作时间,但对工作时间的影响仅在一孩样本中显著。异质性分析表明,托幼服务作为一种准基本公共服务,其就业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流动女性群体之中。进一步分析发现,户籍制度阻碍了子女入园就业促进作用的发挥,流入地户籍制度限制越严格,子女入园对流动女性的就业促进作用越小。     

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经济学思考

由于长期受二元经济结构的束缚,农民工这一社会群体一直处在产业的边缘、城乡的边缘、体制的边缘。因此,要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就必须打破二元经济结构,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加大力度。     

公共产品歧视性分配政策与城市人口控制

本文在一个二元经济框架内,通过一个改进的“亨利.乔治”模型,研究了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发展导向政府的城市人口控制问题。证明非歧视分配政策和任由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政策组合并非一个有效率的户籍制度安排。不同主体之间在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上存在着利益差别,歧视性分配政策有助于缩小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实行非歧视的公共产品分配政策同时对城市人口规模按照生产效率加以控制是现有体制下一个有效率的户籍制度安排。     

走向一元化:我国户籍制度深化改革构想

尽管我国户籍制度经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不断改革,但仍然没有完成改革的任务,户籍制度仍然是阻碍人口城市化的重要制度因素,因此,需要在总结以往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依据当前我国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设计未来我国户籍制度深化改革的方向和模式.本为对未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和路径进行了设计,提出了近期和远期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步骤.     

对我国户籍制度及其改革的若干思考

在建国初期,我国的户籍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这种将公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户籍制度贯穿着等级差别,限制了人口的自由迁移,阻碍了农村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增收,不利于人口的统计与管理.因此,对这种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说是势在必行,对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具体步骤则是当下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需要面对和研究的重点.     

中国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的对策研究

土地制度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已成为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力手段,以近几年土地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的观点综述为研究出发点,通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土地与户籍的关系,从加快土地要素自由流动、提高农村土地承包权灵活性、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等方面提出土地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的思路与制度设计。     

“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就业及社会保障等问题研究

农民工就业服务短缺,融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存在制度制约,城镇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资源难以共享,是当前农民工普遍存在的问题。推进农民工市民化,首先需要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人力资源市场。其次,加快整合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并在当前统一的制度框架下,为农民工提供多层次的社会保障选择。同时,提高农民工公共服务市民化水平,重点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城镇义务教育体系,建立以社区为依托的农民工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     

以土地与户籍制度联动改革促进劳动力跨地区流动

从发挥规模效应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的角度来说,中国应该打破地区间的市场分割,通过改革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促进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一个可以实施的政策是,新增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和农村由于宅基地整     

中老年"农转非"城市居民的健康风险更高吗?

在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背景下,分析经历过从农村户口到非农户口转换的群体,即"农转非"群体的健康风险具有重要的政策价值.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3年和2015年的面板数据和样本选择纠正方法,实证研究了城市中老年农转非居民同城市原住居民自评健康风险的差异,结果发现:(1)在移民健康的影响因素研究中,不进行样本选择纠正,可能会大大低估户口性质和教育对健康风险的作用;(2)农转非居民尽管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但相对于城市原住居民,无论是处在中年阶段还是老年阶段,他们的自评健康风险更高;(3)相对于城市原住居民,在高中及以下群体中,同等教育程度的中年和老年农转非居民的健康风险均显著较高;不过,在高等教育群体中,两个群体的健康风险不具有显著性差异.因此,在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过程中要重点关注低教育和中等教育程度的新兴"农转非"城市居民的健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