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动因探讨

企业是应对全球变暖等环境和可持续性问题的主要角色,环境信息披露是实现企业环境责任的必要手段,是环境会计最先应用于专业实务的领域,是指企业将所发生的环境事项、对外部环境带来的影响以及企业的环境治理等信息,通过特定的媒介和形式     

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市场化机制的思考

我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一直是以政府投资为主,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了资金投入力度,但治理资金依然严重不足.本文系统梳理了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市场化机制的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市场化机制构建思路,并提出了建立矿山地质环境管理协调机制、强化治理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等对策建议.     

“跨国公司”的环境责任论析

企业社会责任(包括环境责任)的研究和践行体现了人类在追求物质财富过程中人文关怀的觉醒.跨国公司的环境责任尤其需要突出强调,其原因在于:跨国公司履行环境责任的典型性；跨国公司资源输入和污染输出的经营历史与现实；跨国公司的环境责任具有国际层面的制度依托；从智猪博弈、伦理经济学的视角,以及跨国公司在国际环境事务中的巨大影响力出发,也应当更加重视跨国公司的环境责任.     

共治体系下地方政府策略性规制与企业环境投资——来自重污染企业的证据

构建政府、企业、民众参与的环境共治体系,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对地方政府策略性规制进行量化,以2011—2020年A股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纳入研究框架,分析策略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随着政府文件中策略性规制信号的释放,重污染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也有所放缓,地方的策略性规制消解了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同时,在环境共治体系中,中央政府政策基调、公众监督在两者关系上起到调节作用。异质性效应显示,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非外资持股的重污染企业中策略性规制的影响更显著。     

气候变化视野中的自愿环境协议

气候变化问题的综合性和广泛性决定整个社会每一分子都直接或间接地对气候变化有不可分割的作用。传统环境治理思想过多地将环境管理和提高义务置于诸如政府、环保团体等公共利益卫道士之手,单纯依靠公共利益团体的力量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已不足以形成有效的社会约束机制,许多高瞻远瞩的企业已意识到自身环境责任与社会形象的重要性,通过自我约束行为为缓解气候变化添砖加瓦,自愿环境协议为此提供了制度平台。国际上早已有将自愿环境协议作为气候变化应对战略的一项重要措施的实践,我国的相关试点工作也已悄然铺开。因此,如何正视自愿环境协议的柔性治理功能,以及如何促进其在我国气候变化应对机制中发挥正面作用,成为我国环境治理面临的新问题。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温家宝总理曾指出,"解决资源枯竭城市存在的贫困、失业和环境问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小康目标的一项重要而不可忽视的任务"。在城市化快速进行的背景下,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城市环境治理的地位举足轻重。根据城市环境治理综合性、区域性、群体性和动态性的特征和多样化的治理原则,重点讨论城市环境治理过程中,中国产生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法。     

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再检验

建立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理论模型,利用1985—2008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通过相关分析、协整分析分别建立了工业三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回归模型,对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EKC"倒U"关系;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要素和污染治理都是影响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     

社区建设语境中的农村环境治理：逻辑、闲顿与路向

农村环境决定、影响和制约着农村社区建设目标、机制及途径的选择,环境治理因此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建设则是环境治理的合适栽体。针对农村环境恶化导致的社区建设困境,本文认为,只有从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建立社区性环保组织,完善社区管理机制以及规划和建设生态型社区等方面着手,才有可能促使农村社区建设与环境治理互生共荣、同质发展。     

考虑公众参与和规制俘获的央地企环境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

在环境压力日益增大的情境中,有效的环境治理不仅是提升生态质量的关键,也是确保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基于演化博弈理论,结合规制俘获并引入公众参与作为主要参数构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三方博弈模型,探究了各博弈主体的策略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并分析了系统均衡点的稳定性。结论表明：企业选择绿色转型主要取决于转型的成本和收益,在缺乏各级政府监管情况下企业转型收益的提高有利于企业主动转型;中央政府的策略选择受到成本收益的制约,公众环境关注度的增加可以有效推动中央政府选择监督策略;地方政府是否被规制俘获的关键在于其监督成本的高低和对经济的偏好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