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小城镇居民生计脆弱性及其影响因子

[目的]基于脆弱性研究框架,通过对西北地区典型城镇居民生计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提升城镇居民生计水平,促进城镇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选取西北地区6个小城镇中708户居民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气象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社会调查数据为基础,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和脆弱性评估框架,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和障碍度模型,对2016年西北地区城镇居民生计脆弱性指数进行评估,并对影响居民生计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识别。[结果]小城镇居民的生计脆弱性指数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纯农型居民最高,农业主导型居民次之,继而为非农主导型居民,非农型居民最低。整体上,生计脆弱性越高的居民类型,其暴露—敏感性就会越高而应对能力相对较低。[结论]人均收入对居民生计脆弱性影响程度均处于较高水平,每667m~2平均经济产值是限制纯农型和农业主导型居民生计脆弱性降低的主要因素,人均收入和非农就业比重对非农型和非农主导型居民生计脆弱性有较显著的影响。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以陕南移民搬迁为例

[目的]探究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区域搬迁农户生计适应能力及其对生计适应策略的影响,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制定及农户生计适应性研究提供决策参考。[方法]文章基于Pandey等(2011)提出的适应能力评估框架,采用2015年底抽样调查的600多份农户问卷数据,构建农户生计对易地扶贫搬迁的生计适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并选择多分类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搬迁农户适应能力对其生计适应策略的影响。[结果]不同适应性水平搬迁户之间的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人均耕地面积、住房面积、物质资产、人均纯收入、生计多样化指数、对他人信任度和对政策了解程度等农户生计适应能力指标均是影响农户生计适应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结论]生计资源致使农户生计适应能力表现各异,进而影响农户选择不同的适应策略。农户提升物质资产水平、积累金融储蓄能力、增强农户社会资本和网络,均有利于提升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能力,促进农户生计可持续。     

农地整治区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评估研究*——基于湖北荆门和宜昌的实证研究

[目的]农地整治能通过多种有效途径改善农户的生计资本。以农地整治的角度切入来研究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变化规律,探究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为探索改善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性提供理论借鉴。[方法]以农地整治对生计资本的直接改善为出发点,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根据IPCC关于脆弱性的解释,建立农地整治区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估框架体系,其主要涵盖农户面临的自然风险、生计资本以及适应策略3方面,通过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基于湖北省荆门、宜昌两地区的394户农户调查问卷,运用生计脆弱性评估框架计算得到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同时,针对荆门、宜昌两地区分别进行评估研究。[结果](1)农地整治前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指数分别为-0.223和-0.423,在整治之后农户生计脆弱性显著降低。(2)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的影响因素存在地区性差异。荆门地区整治前后的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依次受旱地情况、耕地灌溉情况、村庄绿化设施、农田水利设施的变化量等因素的影响;宜昌地区整治前后生计脆弱性指数变化依次受农田水利设施、村庄道路通达、村庄绿化设施、田间道路、耕地灌溉情况、水田情况、旱地情况的变化量等因素的影响。[结论]为提高农户福利水平,降低其生计脆弱性,建议农地整治的规划与实施要进一步关注农户生计问题,特别重视相关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改善,同时不同实施地区要从贡献因素排序出发,实现提高农户生计脆弱性改善的目的。     

田园综合体建设对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以重庆市忠县为例

［目的］田园综合体作为探索城乡一体化及乡村新型发展的新模式,从生计恢复力视角探讨田园综合体政策实施背景下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文章基于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构建农户生计恢复力指标体系,研究利用实地抽样调查的413份农户家庭数据,采用熵值法对各指标权重进行测算,进而量化分析忠县“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实施区新立镇与未实施区拔山镇农户生计恢复力值。同时对比分析了两地农户生计恢复力值及各维度指标值差异; 并利用障碍度模型对影响生计恢复力的障碍因子进行识别。［结果］（1）研究区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整体偏低,两镇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差距较小,但实施区新立镇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内部差异较大。（2）田园综合体政策实施对提升农户的缓冲能力和学习能力有显著效果,但在自组织能力提升上暂未发现明显改善。（3）在影响两镇农户生计恢复力的因子中,农户社会参与及学习机制存在较大障碍,区域间未见显著差异。［结论］田园综合体政策实施有助于提升农户生计恢复力水平,但农户在社会参与及学习层面仍有较大不足,建议在地区建设中应加大对农户无形资产的投入,关注农户自组织能力的提升。     

论传统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以槽门村为例

槽门村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风貌,孕育了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在黔满族文化。槽门村作为百里杜鹃管理区首批乡村振兴示范点,乡村振兴提出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不断深入挖掘农耕文化中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理念。民族地区独特的传统文化经济的产生,催生了民族文化产业,促成了民族地区传统生计模式向现代生计方式的转变,也为传统乡村向新农村转变提供了契机。因此,选择槽门村作为此次研究的主体,意在发掘传统文化在乡村振兴中起到的作用。     

电力需求侧管理的研究与应用

随着社会对电力资源依赖度的增加,电力资源已占到全社会能源消费总量的32％。因此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注意调整电力供应结构,建立电力节能降耗长效机制是保证电力供应的重要战略。     

黄土高原农户生计脆弱性及形成机理探究——以陕北佳县为例

目的 以黄土高原佳县为例,探究区域农户生计脆弱性空间分布特征、影响因子及生计脆弱性形成机理。方法 文章根据脆弱性评估框架构建农户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分析研究区农户生计脆弱性空间分布特征;采用贡献度模型与灰色关联模型探究生计脆弱性形成影响因子,并据此解析区域农户生计脆弱性的形成机理。结果 （1）中度及高度脆弱性乡村占样本村的70.00%,研究区农户生计脆弱性整体较高,在空间上呈现北部,特别是东北部地区以及交通干线沿线低,其他地区高的特点;（2）适应能力、暴露度和敏感性3个维度对农户生计脆弱性的贡献度分别为43.51%、34.25%和22.24%,适应能力维度对区域农户生计脆弱性的贡献度与其他两维度相比较大,教育压力、医疗压力、灾害频率、抚养比、农业收入比重、负债情况、耕地质量、林果比重、人均收入等是各维度促进农户生计脆弱性形成的主要指标;（3） 自然条件、位置条件以及交通条件与生计脆弱性的整体关联度分别为0.72,0.71和0.73,交通条件与自然条件对农户生计脆弱性影响强于位置条件,等效道路密度、距河流距离、距县城中心距离、地表起伏度、内部连通度等是农户生计脆弱性的主要区位影响因子。结论 研究区农户生计脆弱性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农户生计特点及乡村所处区位条件均对生计脆弱性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是区域环境、产业经济特点以及思维观念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的。     

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能力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重庆市16个区县为例

[目的]通过分析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能力与生态环境间的关系,拓宽贫困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为研究区扶贫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基于重庆市16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贫困农户调查数据,采用综合评价法从县域尺度上评价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能力,借助象限图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划分区域贫困农户生计能力与生态环境水平关系类型。[结果]研究区共有13个区县贫困农户的分项生计资源表现为缺乏状态,其中5个区县表现出多项生计资源缺乏的状态,评价结果可为今后的贫困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补短板"提供导向依据; 16个区县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较高,属于中度协调类型,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各区县耦合协调度大致呈左偏态分布;仅3个区县的相互关系为协调发展类,其余13个为过渡类和失调衰退类,多数区县当前在处理贫困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方面暂无有效的双赢模式。[结论]根据贫困农户生计能力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空间分异特点,在今后的扶贫工作中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和措施予以提升两者协同关系。     

生计资本和社会排斥：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民生计影响机理研究

目的 渔民作为禁捕补偿政策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其生计问题直接关系到禁捕政策成效。探究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渔民生计的作用机理,对推动实现长江生态保护和退捕渔民生计保障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社会排斥理论,文章通过构建长江禁捕补偿政策背景下渔民生计结果的分析框架,利用江苏、安徽和湖北3省调研数据,采用偏微分最小二乘法的结构方程模型估算路径系数,测算长江禁捕补偿政策对生计结果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 从直接效应上看,政策对促进生计资本积累和生计结果改善有显著影响,对于抑制社会关系排斥和政治排斥有显著作用,但对就业排斥影响不显著;从间接效应上看,政策能够通过生计资本和社会排斥的中介作用对生计结果产生重要影响;从总效应上看,长江禁捕补偿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改善渔民的生计结果。结论 生计资本是渔民生计内生动力,对生计结果改善具有重要意义,须继续加大对生计资本建设力度;社会排斥是渔民生计发展的外部阻力,须促进社会融合,保障渔民政治、就业和社会关系等方面权利。     

强震后农户生活恢复力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强震后农村家庭的恢复重建过程是地震高发地区自然灾害救助工作的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分析强震后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生活的恢复情况,对指导灾后开展恢复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以2013年岷县漳县6.6级地震为例,以震中烈度为Ⅷ度的5个乡镇为调查区域,通过入户调查问卷、家庭恢复率及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方法,对震后农户的生活恢复力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1）家庭受损程度越轻强震后恢复时间越短,其中中损和重损家庭分别在恢复后期的38周和53周时恢复至稳定状态;（2）生计多样化农户家庭的恢复力明显高于单一化生计方式,其中中损和重损家庭中恢复率最高、恢复时间最短的分别为农兼户（98%,37周）和非农户家庭（98%,45周）;（3）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影响震后农户家庭缩短恢复周期、提高恢复率的显著正相关因素。结论 研究结果可为灾害高发区制定科学合理的灾后恢复重建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