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减贫的效应与机制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技术优势，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强劲内生动力。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绿化度、环境保护程度、社会发展状况以及扶贫政策效果四个维度构建绿色减贫指标体系，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绿色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减贫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但这种促进效应会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不断提升略有减弱。此外，从传导途径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直接效应、经济增长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来促进绿色减贫发展。     

基于生计资本的小农经济脆弱性反思

为反思小农经济脆弱性，构建“资本—风险—制度”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从生计资本、生计风险和富民制度等三个维度对经济脆弱性的生成机制进行多重逻辑分析，指出小农生计风险的多元性和生计资本的匮乏性导致了小农生计的脆弱性，“输血性”制度以及生计资本的间接性、转化性导致了富民制度的悬浮性，经济脆弱性正是在小农生计脆弱性和富民制度悬浮性的内外双重因素作用下生成的。基于这一反思，从小农生计资本再造、生计风险规避和富民制度重构等三个维度提出解决小农经济脆弱性的规范进路。     

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区位对生计旅游转型的影响——兼论区位条件的生计资本意义

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生计旅游转型与空间地理位置存在关联，旅游环境下区位条件已成为农户生计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遵循顺序解说型设计，该研究采用逻辑回归评估区位条件对生计旅游转型的影响，并通过质性分析探究区位条件对生计发展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1）旅游视角下农户生计分化类型在空间上存在一定的分布规律，生计旅游化程度随农户与景区距离的增加而下降，农户区位对生计旅游化转型具有显著影响；（2）既靠近景区又靠近公路的住宅具有旅游经营优势，优势区位助推农户发展形成旅游经营生计，且住宅区位已呈现资本化，成为旅游经营生计中需要投入的资本要素；（3）住宅区位资本形成源于农户住宅的功能转换及外部辐射增值，游客在空间上的集聚及扩散决定了住宅位置的消费市场可达性，形成住宅区位的资本交换与极差地租；（4）景区对邻近社区具有农地、人力资源依赖性，邻近社区投入资源并参与景区旅游生产，社区农户为此获得旅游发展的制度性红利，旅游参与机会及发展福利伴随制度安排的演进而变化。研究有助于认识区位条件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把控旅游地生计资本结构也具有重要意义。     

生态治理背景下洪泽湖退渔渔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

通过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等实地调查，发现洪泽湖退渔渔民面临着包括就业转产难、社会保障不健全、社会网络断裂等在内的一系列脆弱性困境。依据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提出促进渔民多渠道就业、健全精准帮扶机制、转变渔民思想观念和渔业旅游生态转型等4方面的治理路径，促使渔民在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基础上形成与水域生态共生共利的发展共同体。     

新冠疫情对景区依托型安置区失地农户生计的影响——以三清山银湖湾安置区为例

新冠疫情对易地搬迁农户的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对生计方式由农业向旅游服务业转型的景区依托型安置区农户生计的影响尤为显著。本文以三清山风景区的银湖湾安置区为例,分析了安置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探讨了新冠疫情对安置区农户生计的影响及其机制,并提出了增强农户生计抗风险能力的若干对策。研究发现：（1）易地搬迁对农户的生计资本产生了较大影响。搬迁后,总体上农户生计资本有所增加,农户的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增加明显,自然资本则直接被旅游资本所替代,由此引起相对于旅游业经营而言人力资本的减少;（2）新冠疫情对旅游业的重创直接影响到银湖湾安置区农户的生计,对农户生计的影响面广、影响程度深、潜在影响明显;（3）失地、依赖旅游业、组织化程度低、安置后管委会角色退出等形成了安置区农户生计所处的特定情境,疫情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程度与此特定情境有直接的关系。本文可为其他类型安置区农户生计的疫情影响研究提供参考,也可为增强易地搬迁农户生计的抗风险能力提供指导。     

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以安徽省阜南县为例

缓解多维相对贫困，因地制宜制定农村低收入家庭相对贫困防御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落脚点。研究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的耦合关系为世界减贫提供理论参考。以阜南县686户受访家庭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模型、生计多样性测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测度不同生计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程度，探究低收入群体生计多样性和生计可持续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具有一定差异，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低，相反，政府兜底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最高。(2)生计多样性测度结果显示，兼业型农户指数最高，农业主导型和外出务工型次之，政府兜底型农户生计多样性指数最低。(3)受访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生计多样性耦合关系类型多属于过渡类。不同耦合协调类型农户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是家庭因素、经济条件、地理区位和资源禀赋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的结果。     

湖北省县域土地财政依赖度的驱动因素差异性分析

探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县级土地财政依赖度的驱动因素，能够为差异化、精细化的土地财税政策改革和房地产市场调控提供决策依据。本文以湖北省2008—2018年间的土地出让数据为基础，利用熵值法、K均值聚类法和地理探测器，定量研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湖北省县域土地财政依赖度的驱动因素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低发展水平地区土地财政依赖度主要受到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密度影响；二是中发展水平地区土地财政依赖度与财政压力、人口密度相关；三是高发展水平地区土地财政依赖度受人口密度影响。土地财政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和快速城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然而，随着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土地财政的负面影响越发凸显，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追求动力呈现出了减弱的趋势。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户土地多功能利用对旅游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来自长沙市城郊乡村旅游地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实证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土地多功能利用对旅游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机理，为新阶段乡村旅游、土地利用及农户生计互动关系和协同机制研究提供参考。研究方法：以长沙市城郊乡村旅游地354户农户调查问卷为数据，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熵权法、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结果：（1）不同类型农户土地多功能利用水平具有显著差异，旅专型农户土地利用的社会功能水平最高；（2）农户土地多功能利用对不同生计策略选择具有显著影响且存在差异性，其中就业支持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对旅专型具有正向影响；（3）在非旅型农户向旅游型转化中，社会功能是正向影响因素，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是负向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土地多功能利用是农户生计转型的重要动力，识别不同土地利用功能差异并实施有效引导管控，有助于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探索乡村振兴实现路径。     

小农的韧性：个体、社会与国家交织的建构性特征——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疫情下的生计

本文以云南省贫困村庄河边村为例,通过对河边村脱贫历程以及疫情背景下生计转型的案例呈现,从收入和消费的视角展现风险冲击下小农的生活和生计景观。在疫情的冲击下,河边村脱贫过程中形成的新业态受到巨大打击,但是农户以"再农化"和多元生计的弹性策略应对所遇到的风险,实现了疫情之下基本生活的稳定。处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韧性的形成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在特定政治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某种状态。小农的韧性体现在小农的行为上,有着鲜明的农本主义色彩,但是这一特性却不是小农固有的,而是小农与国家和社会共同互动建构出的一个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状态,小农的韧性不可能脱离个体、国家和社会不同方面的有机协同。     

生计资本对农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焦点是农民生计问题。农民生计资本是影响其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因素，对两者之间关系的探讨有助于更好地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基础，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的数据，获取3213个有效样本，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及影响的地区差异性。研究发现：①物质资本（家用汽车）、人力资本（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金融资本（家庭经济状况、商业医疗保险）对农民选择非农为主型生计策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社会资本（社会交往、政治参与）则呈现显著负向作用。②社会资本（社会信任、政治参与）对农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在4个地区之间无明显差异，而其余3类资本在不同地区间影响差异大。基于此，从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资、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构建现代化金融体系方面提出解决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