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甲基化对五种癌症治疗的研究进展

DNA甲基化通常发生在DNA骨架上C和G相邻的位点(称为CpG位点),在酶的催化作用下,在胞嘧啶残基上添加一个甲基。DNA甲基化通常是一种可导致基因沉默的表观遗传调控机制,高甲基化导致基因沉默,低甲基化引起基因转录活动,并由一组酶所催化,这组酶被称为DNA甲基转移酶(DNMT)。DNA甲基化机制参与了肿瘤的发生,并且有证据提示DNA甲基化发生在细胞恶变之前,因此检测DNA启动子区是否发生了高甲基化有助于突变细胞的早期发现。     

查头发测癌症隐患

通过一小束头发就可以检测出人体是否患病，甚至肿瘤细胞的早期形态———一种简便的方法“量子共振分析”正在逐渐推广应用。记者在北京协和方通量子检测中心看到一份检测报告，在危险数据中有一项显示，受检者的肿瘤指标超过正常值。据该中心的医生介绍，这位患者是抱着试一试的怀疑心态来做检测的，结果出来后，他发现多项健康提示都和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符，还指出一些被忽视的隐患。他说：“没想到头发‘知道’这么多事！”现在人们通常使用CT扫描和核磁共振的方法来检测是否患有癌症，但需要癌细胞达到一定数量时才能确诊，使用量子共…     

11-蛋白表达谱——乳腺癌预后诊断指标和肿瘤治疗新方法

本项目提出的11-蛋白表达谱可以作为乳腺癌预后判定的诊断指标,用以区分患者良性预后或者恶性预后。同时由11-蛋白表达谱贡献出一个蛋白X,通过阻止其进入细胞核。显示其可作为一个新型的乳腺癌治疗靶点。     

CT在妇科肿瘤诊断中的价值研究

目的分析研究CT在妇科肿瘤诊断中的价值。方法选取本院进行检查诊断的56例妇科肿瘤患者,将其分别采用CT与B超进行检查诊断,并将两种检查所得结果与病理最终诊断结果进行对照研究比较。结果 CT在定位、病理性质及囊实性鉴别、是否存在转移及病灶大小方面的诊断结果均优于B超,P<0.05,有显著性差异。结论 CT在妇科肿瘤诊断中的价值高于B超,在妇科肿瘤的诊断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心系山区人民 情牵百姓健康——商洛市中心医院加强肿瘤学科建设侧记

序言 商州一退休老教师冀老先生,今年68岁,去年7月份,感到食道咽食不畅,经常返酸水,当时还以为是肠胃发炎,没有在意。今年3月份,感觉进食、喝水都噎的难以下咽,之后有人建议到商洛市中心医院肿瘤诊治中心检查一下,抱着试一下的态度,检查结果食管下段发现了肿瘤。4月初,在该中心住院化疗2个疗程后,流食就可以畅通下口囡。进行了3个疗程的放疗之后,通过钡餐透视,自己可以看到包块逐渐地在消失。7月初,面条和馒头完全可以下咽。     

虚假广告 媒体毒瘤

一段时间以来，报纸、电视上常常反复出现一个个现身说法的“患者”，他们或声泪俱下、或喜上眉梢、甚至对为他们治疗的医生长跪不起，仿佛医生是他们的再生父母一般。面对着这样的情景，有多少与这些“患者”病情相似的病人，抱着无限的希望，投奔那些宛如华佗再世一般的医生而去。病是否真的看得好，不得而知，只是那无数的医药费真真切切流向了医生的口袋。     

耳后发际入路切除腮腺后下极良性肿瘤临床分析

目的研究分析耳后发际入路切除腮腺后下极良性肿瘤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选取我院于2012年8月~2013年6月收治的18例腮腺良性肿瘤患者,给予实施耳后发际入路切除腮腺后下极良性肿瘤,对其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18例患者均顺利接受切除术治疗,其中2例暂时性面神经颌缘支损伤,2例出现积液,切口愈合良好,无肿瘤复发情况,给予患者为期3个月随访观察,瘢痕几乎不可见。结论采用耳后发际入路切除腮腺后下极良性肿瘤,疗效显著,安全可靠,美容效果佳,值得在临床医学中推广使用。     

白领不抽烟也易患肺癌

据统计:在肿瘤致死率中,肺癌第一。白领们可能会反驳:我们大都洁身自好,很多人不抽烟。但肺癌并不一定问津抽烟者,不抽烟得肺癌的却有的是。白领生活方式不利于健康健康的肺脏象丝绸一样光展、滑润;病变的肺脏象抹布一样褶皱、污浊。保护肺脏,就要保护它上述的健康特性。而我们白领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都不利于肺的健康态。     

浅谈肿瘤化疗药敏试验方法

目前临床应用的抗癌药多达百余种,如何从中选择给药并非易事,即使是来自同一脏器,具有相同组织类型的肿瘤;对抗癌药的敏感性也不同。因此,如能像根据药敏试验治疗感染性疾病那样,对化疗药物也实施药敏试验而选择有效的抗癌药,不仅可提高疗效,也可避免无效抗癌药给患者带来的不良反应和经济负担。以下介绍几种,正在应用的具有代表性的体外抗癌药物敏感性试验方法。     

抗癌理念质变

医院管理层对晚期肿瘤的姑息治疗应有必要的专业敏感,充分看到其重要性并提上议程。进入21世纪后,WHO将恶性肿瘤归为慢病之列。人们逐渐意识到,治疗癌症,硬碰硬的阵地战常常是歼敌一万,自损三千,得不偿失。因此需要科学理性地选择治疗手段,对肿瘤进行适度诊疗,把抗癌治疗严格控制在患者获益的阶段,并及时转入姑息治疗。这种转型来源于对医学本质的深度思考、医院领导层观念的变革,以及一系列现行医疗制度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