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原产国效应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自Schooler开创性地提出原产国理论之后,原产国问题一直是国际市场营销领域讨论最广泛的议题之一。近期,国外学术界关于原产国效应理论的最新研究进展(2007~2013年)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的内容展开:一是原产国效应对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的影响研究,其多侧重于对消费者行为某个阶段的关注;二是原产国效应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其基于多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将产品、品牌、消费者、市场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微观和宏观因素综合纳入到一个分析框架,构建理论模型,实证检验其在消费者行为决策过程中的影响;三是混合来源国效应的相关研究,其重点在于考察不同来源国维度对产品质量感知和购买行为以及对品牌资产的影响。以上关于国外原产国问题研究成果的梳理与总结,对于国内原产国理论研究及原产地品牌与区域品牌理论的研究与应用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纵向伙伴关系维度的技术标准扩散效应研究

基于Stackelberg博弈模型,对技术标准的市场扩散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研究不仅揭示了技术标准独有特征——技术标准效应的变动机制,而且对市场机制与纵向合作机制在促进技术标准市场扩散方面的优越性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论包括两个方面（含9个具体发现）：在技术标准效应的变动机制方面,技术标准效应与市场不确定性水平成正比,与采用技术标准所需投入的专用资产投资水平成反比,与新技术对原有技术的替代率成正比,与技术标准持有企业对专用资产成本的分担比例成正比;在促进技术标准扩散效果方面,纵向合作机制相对于市场机制具有明显优势,表现为对于技术标准的市场需求量与网络外部性效应的提升,以及技术标准产业化过程中对专用性资产投资水平承受能力和对市场不确定性水平承受能力的增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制与效应——基于制度距离的空间发展解释

面对后疫情时代、逆全球化的复杂环境以及双循环国家发展战略新要求,消除阻碍要素流动与配置壁垒、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意义更为迫切。但是如何深刻地观察和衡量制度壁垒的空间效应在实践中是一个难题,也缺乏相应的有效理论支撑。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转向带来了研究焦点从物与结构向制度转变,文章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距离概念引入区域空间经济研究中,认为由于地方之间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差异所导致的制度距离,为区域空间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测度方法。文章揭示了区域空间发展中制度距离的作用机制,初步构建了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空间经济分析解释框架,基于制度距离与空间距离建立了二维分析象限,分析了三种典型的区域空间效应表征类型。     

政府创新投入可以促进市场创新投入吗——基于我国内地63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科技创新数据的实证研究

高校是我国重要的创新研发主体,高校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和市场,这两种异质性研发创新投入关系值得关注。选取2005-2018年我国内地63所教育部直属高校科技创新数据,采用面板VAR模型和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对高校科技创新投入中政府创新投入与市场创新投入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高校科技创新活动中,政府创新投入对市场创新投入存在积极影响,这种促进作用存在两期左右的滞后期,且只在短期内显著;从长期看,政府投入对市场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中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间流动性溢出效应的非线性动态特征

利用中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数据,研究了两市间流动性溢出效应的非线性动态特征、两市流动性的相关关系以及宏观变量的冲击对两市流动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股市与债市的流动性之间存在双向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两市场间的流动性溢出效应具有非线性动态特征;宏观变量的变化显著影响两市的流动性且在市场低迷、流动性不足时期影响程度更大;不同状态下的宏观变量冲击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跨市场投资转移。     

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几点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呈现出从最初的就近转移到跨区域和梯度转移,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过程对中国的经 济增长以及农村经济的繁荣曾经产生较大的影响,并孕育着新的契机。本文计算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并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1991-2002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于农业乡镇企业以及经济增长的贡献。     

中国高等教育异质性回报的变化：1992~2009——基于MTE方法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存在异质性时经济政策微观效应评价的一般理论框架,运用半参数局部工具变量（LIV）估计方法,使用微观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1992~2009年中国高等教育异质性回报的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992年、2000年和2009年任意一个随机的个体上大学的年化平均回报率（ATE）分别为5.5%、9.9%和11.4%,呈现上升趋势,反映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积极效应。     

高级服务业促进经济高增长的战略思考

中国入世后，国外高级服务业大举进入我国市场，同时带来一些与发展相关的变数，这将冲击我们基础薄弱的高级服务业和传统的第三产业。所谓高级服务业，就是金融、物流配送、经济技术咨询之类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高级服务业不仅在于应对WTO带来的挑战，而且可以利用它在GDP的高增长与第三产业发展之间建立一种互促共进的关系。发展高级服务业的必要条件有两个：一是需要雄厚的人才基础作支持，二是需要一定的乘数效应来扩展它的辐射效应。本文认为，以教育产业为基础发展高级服务业，可以产生一举多得的效果：一是有利于吸引外商投资高新技术产业；二是通过产学研活动形成大量易于转化的科技成果；三是形成大批科技人才与软科学人才相结合的优势群体，快速占领高层次服务业市场；四是各类人才的群体优势，不仅对边际消费倾向的扩展产生先导性影响，而且还能促进一、二、三产业结构的高速，扩展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