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矿石最大买家为何没有话语权？

中国是全球铁矿石的最大买家,2008年占全球海运铁矿石总量的52％,但难以回避的尴尬却是始终没有足够的议价能力。 2009年的铁矿石长期合同谈判,仅剩下中国钢企一家在孤军奋战,而日、韩钢企早已与力拓达成了价格协议,降价幅度在28％～33％之间。多位矿山企业的高层透露,中国矿山企业对与日本企业继续维持长期合同协议没有任何疑虑,但对于中国的钢铁企业来说,由于数量太多,行动又不一致,是否执行长期合问协议还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多渠道环境下产品分销及协调策略

文中构建了由一个制造商与一个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供应链模型,提出了三种不同条件下的决策模型。研究了双渠道环境下产品分销及协调结构中的利益分享。研究发现品牌差异化并不是协调渠道冲突的主导分销策略。制造商采用协调结构并进行利益分享可以最大化整个供应链的利益,同时对于每个渠道成员都是双赢的。     

定位与出位——试论商圈调整中的品牌战略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已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百货业面临着巨大挑战。供货商议价能力增强,顾客需求弹性增强,百货店遭遇两面夹击。店家本能地采取价格竞争。竞争日趋激烈,价格竞争的作用是有限的、短期的。更甚者,价格竞争易引发“同业操戈”,形成恶性竞争。业内的同质化状态更使竞争陷入僵局。     

铁矿石国际贸易定价权与议价力的博弈分析

文章通过对铁矿石国际贸易定价的博弈分析,发现定价权能够带来先动优势,因而买卖双方内部寡头都有竞争定价权的动力,且竞争的相对强度决定了各自的议价力大小;在铁矿石国际贸易中,定价权竞争具有"弱者优势"效应,但其作用有限.因此,为应对铁矿石国际贸易持续上涨的压力,我国钢铁企业应综合考虑定价权竞争与议价力的提升,并以改变买卖双方定价权竞争的相对强度为目标设计博弈对策     

中国进口企业的"自选择"效应及其动因探究

本文拓展了 Antras等(2017)的理论框架,证明进口企业"自选择"效应的理论存在性和内在原因,并结合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对相关立论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选择进口的企业前期普遍具有较高的生产率水平,即进口企业"自选择"效应存在;(2)进口市场的进入成本下降会导致企业选择进入进口市场的生产率"阈值"下降,降低进入进口市场企业的整体生产率水平;(3)高生产率进口企业具有更强的"低价选择"能力和"风险规避"动机,一方面企业为了获得低价的中间品进口,需要较强的供应链议价能力,另一方面为规避国际供应链等风险,企业倾向于在不同国家进口同种商品,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开拓新市场和寻找新合作伙伴国的成本,以上两方面是造成高生产率企业选择进口的重要原因.     

出口企业议价能力有限

近年来，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的高企、工资的上涨都给出口企业带来了很大的成本压力。虽然近九成企业的主要产品成本有所上升，却只有不到六成产品的出口价格得以提高，能把一半以上新增成本转移给下游企业或消费者的企业只有四分之一。可见，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之下，中国出口企业的议价能力有限。下表数据显示中国出口企业大约只能将24．70％的上升成本转移给下游企业或消费者。     

小议受托代销商品的会计处理

受托代销商品是一种特殊销售商品业务，随着企业经营模式呈多元化，目前商品流通企业普遍存在受托代销商品的业务，它主要包括视同买断和收取手续费两种。视同买断方式，是由委托方和受托方签订协议，委托方按协议价收取所代销商品货款，实际销售价可由受托方自定，实际销售价与协议价之间的差额归受托方所有。商品流通企业收到代销商品时，     

神舟电脑“传奇”背后的低成本竞争战略分析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企业想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获得发展,必须结合特定的产业环境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竞争战略。而不同的竞争战略都依附于一种或多种竞争优势,所以竞争优势的形成和维持是竞争战略实施的基础。与此同时,供应商的议价能力、买方的议价能力、现有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替代品的威胁以及新竞争对手的入侵等五种作用力,     

中国劳动力市场劳资双方议价能力测度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利用双边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劳资双方议价能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劳资双方在劳动力市场的议价能力不对等,企业拥有强势的议价能力导致职工获得的工资低于“公平”的工资水平,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职工的议价能力越强;过去的十多年,中国劳动力市场“资强劳弱”的局面并未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异质性会影响劳资双方的议价能力。因此,要提升职工的议价能力,为职工获得公平收入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以增进劳动力市场的公平     

信息不对称视角下的剩余索取权分配测度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微观层面数据,本文借助双边随机边界模型测度劳资双方议价能力对剩余索取权分配的影响,结果显示：信息不对称使得劳动者愿意接受的最低劳动报酬与企业愿意支付的最高劳动报酬之间存在剩余,这一剩余的分配主要取决于劳资双方在谈判中议价能力的大小。具体而言,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使其获得的劳动报酬高出基准劳动报酬17.69%,企业的议价能力使其支付的劳动报酬低于基准劳动报酬23.59%,两者的博弈结果使劳动者获得的实际劳动报酬比基准劳动报酬低5.90%。从样本异质性来看,国有企业及其员工的议价能力均是最弱的,外资企业及其员工的议价能力均是最强的,而外资企业获得的劳动报酬净剩余最大。此外,劳动合同、工会对劳动者的剩余获取能力的影响并不明显。基于这样的现实,劳动者在薪酬谈判中的信息劣势地位不利于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提高,因此保障和提高劳动者的剩余索取权成为破解劳资经济利益分配不公平难题的政策着力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