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及其与农业的关系

工业化的真谛,在于以工业为主导的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而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又使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问题成为工业化变革中的核心问题。近代中国工业化起步的特殊模式及三种工业化力量不相融合的多极化态势,决定了工业化虽起步却难以得到独立、正常和充分的发展。而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起步与农业基础的脱离乃至背离,使以工业化为主导的新的社会经济结构难以建立,因此,本质上是不可能实现近代化的历史使命的。     

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发展阶段。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必须搞清楚它同理论社会主义、现代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关系,才能把握它的特殊怀,确定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方位,探索它发展的规律,自觉地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的经济波动

测定近代中国经济波动形态的指标是价格指数。自1885年以来,批发物价指数明显存在波长为25年左右的中长周期波动。波动的特征是：呈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波动的同步性;波动幅度低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闽东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思路与选择

100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断言：在资本主义社会,失业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它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未来的社会主义由于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人翁”,因此失业被彻底消灭。然而,100多年后的今天,已经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行进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却用冷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失业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迈进的社会主义中国也难以幸免．因为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经济建设和经营机制深层次矛盾积累的结果。     

论现代经济扩张的政治后果——兼评赫希曼的《欲望与利益》

文章通过系统梳理赫希曼关于利益制约欲望的思想,揭示了从实现欲望到追求利益的人类行为动机的转变对于现代政治理性化的重要意义。同时,文章指出了利益制约欲望的理论悖论和现实困境,认为资本主义的逻辑无法走出欲望与利益的循环怪圈。     

新家族资本主义：福耀牵手高盛

高盛愿给中国运作规范的家族企业以更高的溢价。将自己绑在了曹氏家族的战车上,实际上充当了一个搭便车的投资者角色作为世界第四大汽车玻璃厂商福耀集团(600660,SH)的董事长,信佛的曹德旺有着一副弥勒佛面像,不过这位佛徒对舆论却抱着一丝敌意。这也难怪,媒体一旦批评家族企业的弊端,总时不时拿他说事。     

再论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走向——兼及对《从发展和改革的经验教训中发现新的思路》的商榷意见

当前又在泛起市场经济姓资的观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容否定。依据改革经验,必须十分警惕改革滑向资本主义的危险性。针对改革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观点,可以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予以批判,改革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是其客观必然性。     

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物化理论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的剖析和研究的过程中,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物化的现象,并深入地探究了这种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它的各种形式,分析了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以及它对社会关系、对人、对社会的影响,同时提出了消灭这种现象的办法,形成了完整的社会关系物化的理论.这一理论是马克思社会关系理论的重要内容,因而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它对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关系的变化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启示.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

本文讨论15－20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中金融制度和商业组织的角色。文章认为，金融制度的缺陷妨碍了20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其根源可追溯至明代食盐贸易的历史。明代食盐贸易包含了商业票据的投机要素，这些商业票据以一种被称为“盐引”的国债为基础。17世纪初“盐引”的废除，意味着向取代金融市场的皇蒂荫庇制度的决定性转变，新的做法被称为“官督商办”。至19世纪的最后10年，公司法经通商口岸被引进中国，商业票据市场才再次缓慢出现。股份资本的要求有助于融资市场的重新出现，这一市场所要求的规则，在荫庇制下的贸易中不可能出现。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必然性、局限性与面临的挑战——基于经济全球化视阈的历史唯物主义诠释和启示

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应对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变化的自我调整,具有历史必然性,也具有自身局限性：形式上的“国家回归”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无法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和经济危机;社会普遍高福利的实现（部分）依赖于凭借显著竞争优势在世界市场上获取的超额利润,福利模式具有排他性和剥削性,不能为落后国家所复制,也不能成为世界福利模式。因而,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特权,且当经济危机爆发或出现经济滞胀时,其会采取削减甚至拆除社会福利的措施以追求资本和财富的积累。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资本积累与社会福利的矛盾日益凸显,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模式面临实践上的可持续性和价值上的普适性双重挑战。借鉴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后发国家应努力提升“结构的或根本性的竞争力”,寻求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中国还应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积极建设国家主导、福利要素多元、福利机制灵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