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农民的新期待:理顺关系 拓展空间

农民与企业计划经济时代,农民只能在生产队这个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种权力于一身的集体组织的操控下,被动地机械地从事农业劳动,根本不知企业为何物。改革开放后,农民不仅可以到各类企业工作,还可以自己办企业,特别是许多农业企业的发育成长,使企业这个市场经济的代表全面取代了生产队这个计划经济的代表。     

异地高考新政受地方利益干扰

备受关注的异地高考新政日前出台,名为《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的文件明确将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中央所定原则性方案将随迁子女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的具体方案制定权交给各省市区地方政府。新政赋予地方政府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可能让政策目标无法达成。《意见》和此前的期待存在较大差距。《意见》只对各地出台异地高考方案的最后时限做了原则性规定,但是没有确立全国范围内落实"异地高     

“十二五”期间农民工进城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1990～2009年,中国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由22%上升到46.9%;城镇人口快速增长,由2.54亿人增加到6亿人以上。城镇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主要得益于农民进城。按照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为城镇常住人口的口径计算,则目前进城农民(及其家属)占了城镇人口的     

比较分析《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和刘高兴的民工形象

本文通过对《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和《高兴》中刘高兴两人的形象分析，探索时代背景下的民工的生存状态。对路遥笔下孙少平的淳朴、乐观，贾平凹笔下的刘高兴的真实和苦难两种人物性格的分析，了解民工进城的艰难以及城市对民工接纳的思考。     

统筹服务合作——拉动农村发展的三驾马车

30年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纵观30年改革历程,我们已经用尽了一切"便宜"的做法,今天要继续深化农村改革,面临着许多与过去截然不同的重大变化:一是改革从宏观层面进入微观层面。第一代改革主要是框架式的,今天的改革主要是结构性的,出台的政策尤其需要具体、细化。二是改革的成本高了。过去的农村改革主要是放开政     

让农民掌握政策是贯彻好政策的前提

中国农村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可谓人口众多。有数据显示即使将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算作城市人口，中国实际农村人口仍将近百分之五十。“三农”问题”得不到解决，农民收入水平难以提高，农业得不到发展，农村社会不能得到稳定，中国就不可能真正达到小康社会水平。     

枣阳成立“农民工法庭”

湖北省枣阳市进城务工农民逐年增多，不少农民工因为司法程序繁琐、无力聘请律师，而无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市总工会与市法院协商，2006年3月成立了“农民工维权法庭”，专门受理农民工的侵权案件。该市还规定，对纳入“农民工法庭”的案件，实行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对经济困难的农民工减免诉讼费用。[第一段]     

自己呆在大城市,不能劝别人去小城镇

城镇化的真正主体是进城农民以及其他移居人口。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化已积累了一笔巨大的欠账,欠了几亿人的安居、社保和公共服务费用。我们对农民太不公道了,其中最大的不公道是没有让他们随就业迁移安居,逼得人家实际上妻离子别。因此户籍改革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键。有人提出,大城市的户籍制度不放开,中小城镇可以先放开。     

城镇化改革要改什么

城镇化不要量化成资金指标而应该制定这样两项指标。第一,要设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指标;第二,对于农民变市民要制定各阶段的指标。     

“看不见”的中国

"农民工"在中国俨然变成了一个符号。大时代的变迁使中国的乡村无奈地陷落,越来越多的人出走乡村脱离自己的根脉来到城市中,却难以为城市所接纳。《出梁庄记》记录了51位来自梁庄的外出打工者。他们的身影留在了中国的各大城市。他们有的在蹬三轮车,有的在卖菜,也有的做其他的小买卖。无论他们怎么努力,都发现自己难以融入所处的城市,即便有些人在一个地方打工已经有二十年。沿承前作《中国在梁庄》中关注的留守群落之后,梁鸿将本书的视角落在了那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外出务工者。《出梁庄记》以跟踪走访的形式,讲述了梁庄进城农民的现状与境遇,迁徙和命运。梁毅志是梁鸿的哥哥,曾想过留在北京。他在1994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春风满面的我再次踏入了北上的火车,充满了美好的幻想。马路两边随处可见‘北京欢迎你’的巨幅标语,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