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金融背景与零杠杆策略

基于高层阶梯理论,文章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高管金融背景和零杠杆策略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金融背景会降低企业采用零杠杆策略的可能性;高管金融背景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来降低企业采用零杠杆决策的可能性。     

高管薪酬激励、家族控制与企业创新投入

本文基于2014—2020年制造业家族企业上市公司数据,结合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研究家族企业高管薪酬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家族控制对该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高管的薪酬激励有助于提升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水平;（2）当家族控制权越集中时,会消弱高管薪酬激励对创新投入的积极作用。因此,家族企业如何平衡控制权,刺激创新以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企业的重要治理内容。     

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问题分析——基于企业所有权的视角

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代理问题的研究日益引起众多学者的重视.基于企业所有权的视角,文章从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对两者之间的代理问题进行分析,论证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并以金字塔控股结构为例进行了进一步说明.     

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吗

当前我国企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如何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成为业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以2008～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企业风险承担呈倒U型关系,而且薪酬外部公平性和企业产权性质负向调节了以上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投资强度是高管内部薪酬差距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一条作用路径。     

洋油和大豆

2006年8月,国务院研发中心一份研究报告披露,在我国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前五位的企业几乎都被外资控制。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有21个产业外资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如玻璃行业,排名前五位的企业都是合资企业;占全国电梯产量80％的几家电梯生产厂全部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定点家电生产企业中,有11家与外商合资;2o％的医药企业在外商手里;汽车行业销售额的90％来自外国品牌,让国人汗颜。还有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呢？     

论企业所有权的变迁

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有机整合,企业所有权由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组成.但是企业所有权如何配置,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从所有权配置的争论出发,分析争论的误区,阐述企业所有权变迁的轨迹和依据,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企业所有权变迁的趋势.     

高管权力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

高速发展的阶段,企业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大,企业的目的一直是尽可能地获取利益,企业在获取利益的时候,会忽视一些社会责任,从而在生活和工作等各方面都使民众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消费者的法律意识不再像从前那样匮乏,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成为民众最关注的事情之一。企业管理层与社会责任履行有直接关系,那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跟企业高管权力的大小是否有关系呢?文章通过实证分析和文献综述的方法,实证检验高管权力的大小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就此提出改进建议,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上市公司控制权配置效率的比较分析——基于帕累托标准、希克斯标准与利益相关者标准

资本市场的并购行为导致公司控制权的重新配置,而基于不同治理结构与契约关系的控制权配置会产生不同的效率。控制权配置的效率评价具有不同的选择标准,传统的帕累托标准和希克斯标准仅仅考虑到股东的利益变化,而利益相关者标准则扩展了利益变动的主体范围。虽然不同的效率标准与股东至上逻辑具有相容性,同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但由于利益相关者标准依据的是社会福利观,并且与之对应的是一种更为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因而是最优的效率选择。     

高管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综述

企业社会责任自出世以来一直都是学术界和企业界的研究热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速发展,然而经济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各种弊端,其中之一就是企业只为追求利益而忽视了对相关利益者的社会责任。企业高管作为企业的最高决策者和制定者,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以高阶管理理论等相关理论为基础,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能背景、任期、是否有从政经历等维度出发,探讨高管特征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并探讨内部控制是否在高管特征对企业社会的影响机制中起着相关作用。     

美国上市公司股东控制权再分配的司法审查及对中国法院的启示

上市公司中期资本重组如选择双层甚至多层股权结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会不可避免地因控制权再分配产生冲突。股东控制权再分配会对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产生两难的二分选择,均值法和股价参考法都无法对控制权准确估值。以特拉华州法院为代表的美国法院对股东控制权纠纷案件的司法审查标准不稳定,有的案例适用商业判断原则,有的案例适用全面公平原则。全面公平原则在中国不具备司法实践基础,中国法院可以在已经成功执行预设条件的案件中适用自我执行条件,借鉴衡平思路,折中考虑双方的利益冲突,寻找相对合理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