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军工企业改革任重道远

我国军工企业大多建设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强国，老一代领导人举倾国之力，在较短的时间里建设了门类齐全、规模庞大的军事科研与工业基础。正是这一军事工业力量支撑着年轻的共和国走过建国初期最为艰难的历程，但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十分棘手的摊子。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世界冷战的结束以及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经济建设成为主题，国有军工近500户企业、150万从业人员、数千亿元固定资产则成了国家的巨大包袱。2002年以来中央采取“破产、改制、剥离企业办社会”等办法，将国有军工企业减少到152户，从业人员控制在50万人以内。这一系列举措对于军工企业脱困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从十大军工集团2004年报表所反映出的经济数据就可以看出，我国军工企业通过几年的改革已经走出低谷，开始了良性循环。     

高扬乡镇企业大旗 为解决“三农”问题再做贡献

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伟大创造，是党领导改革开放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乡镇企业生产的多数产品成为买方市场，“入世”后国内市场竞争国际化，乡镇企业发展的市场挑战日趋严峻；乡镇企业所有制结构由集体经济为主向民营经济为主的转变以及乡镇管理体制的调整和变化，使过去支撑乡镇企业发展的因素和条件发生了变化，在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面前，有些地方对乡镇企业的作用看低，对乡镇企业的支持不力，有些地方或部门对乡镇企业支持的方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情况，一度使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趋缓。     

福州商业地产在变局在重生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端开始的房地产市场热，一直让人心理忐忑不安，主要原因是住宅市场一枝独秀，而写字楼市场和商业物业市场一直黯然神伤。这样的市场格局之所以让人心理觉得不踏实，是因为办公、商场地产市场的冷淡，说明了工商业发展不是很强劲，缺乏工商业发展支撑的房地产热，具有明显的泡沫色彩。     

《财富》论坛盛宴"危"言——从北京《财富》全球论坛看中国"三农"问题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我们在国内一些重大新闻节目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也反映了中华民族一代代人的夙愿和不懈努力的共同目标。时至今日,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2004年底,美国《财富》杂志曾在其历时一年完成的“中国专辑”中宣称:中国是全球增长的广阔新边疆,在21世纪的全球竞争中,跨国公司是兴旺发达,还是坍塌失败,决定于它们中国战略的质量。有人甚至惊呼:中国的世纪已经来临!难怪美国《财富》杂志会在6年时间内,以异乎寻常的营销和整合能力,连续三次选择在中国最有象征性的香港、上海、北京举行《财富》论坛,尤其是5月1…     

供给学派理论及其对中国的现实启示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其理论和实践都是比较成功的。我国面临着税收过重、负担不公、经济效益低下、政府开支过大、第三部门发育不足等问题，这需要借鉴供给学派的观点。当前应采取的措施是：减少税收，刺激投资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减少政府干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高商品质量，减少假冒伪劣；减少政府行政费用，降低行政成本。     

21世纪的中国高产高效矿井模式（下）

三、新旧理念融合中的思维碰撞 1.有目标才能有动力 大柳塔煤炭高产高效矿井建设的过程,其实便是中国煤炭企业走出困境、不断战胜自我的过程。 从1996年1月投产到目前千万吨规模的实现,大柳塔矿也曾走过了一条艰难坎坷的发展之路:矿井几番改造,人员不断精减,仅仅四年的工夫,全矿员工从1423人减为365人,每一次变革都伴随着一次巨痛。从首次试行生产、辅助生产、生活服务三条线管理的模式到高产高效示范矿     

新公共管理与我国政府财务报告改进

新公共管理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两国，并迅速扩展到西方乃至全球各国。与以往传统的公共行政框架内进行的变革不同，新公共管理不是对现存行政管理体制和方式进行某种程度的局部调整，或仅仅是为了降低行政管理的成本，减少行政费用开支，更重要的是对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一种全面的清算和否定。新公共管理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对我国政府财务报告改进提出了新的挑战。     

中国房地产业的“社区转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房地产企业在开发模式上大体上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住宅楼宇开发、住宅小区开发、大型住宅小区开发和社区综合开发。从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来看，从改革开放之前以平房为主的单位大院。到由楼房组成的小区。两者在实质上有一脉相承之处，都是独立于社会环境之外的住宅小区。     

日本金融危机的前车之鉴

【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22日】美国次债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日本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末的泡沫破裂之后，也曾于90年代出现类似的信心危机。造成那场危机的原因在于日本政府对动用国库资金向银行注资犹豫不决，而是仅仅以扩大需求面的错误政策来应对。当政府最终采取行动时，却走了弯路，而且也太晚。从日本泡沫破裂到政府第一次向银行注资整整隔了9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