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元釪考论

郭元釪是清康熙年间颇有成就的诗人，也是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作为诗人，他才华横溢，享誉诗坛，位列“江左十五子”之殿；作为学者，他凭一人之力编纂金源一代诗歌总集——《全金诗》，体制大备，流惠后世。惜乎其人其事不甚为人所知，纰缪之说亦复不少。本文考订郭元舒的生平事迹，纠正历来对于郭氏其人其书的几点谬说，述评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并检讨《全金诗》的文献价值与文化史意义。     

金庸作品武侠人物的文化涵义--以《天龙八部》之段誉为例

该文采用典型人物的典型分析方法，以历史时代为背景，从传统文化、同类人物对比、审察作者曾经沧海的历史视角等，深刻地阐释了作者笔下人物日常所信奉的人生哲学、儒家谓道、生活与佛理的关系、审美价值现以及对中国传统武功的看法，并由此来凸显他笔下人物的文化涵义。段誉是金庸作品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也是金庸作品中最具文化的人物。其最大特性乃一生行走在情与义的坎坷波涛之中，正是作者本人或他信奉的人生哲学的一种艺术抒写。     

风险防范下算法的监管路径研究

人工智能时代,由源源不断的数据驱动的算法已经成为新的权力代理人。然而,对算法的监管仍依照传统路径,在结果监管的思路指导下,进行事后的内容审查,由网络平台承担法律责任。机器深度学习和自动决策技术的发展超越了结果监管思路的制度假设,给传统监管路径带来严重冲击。应及时树立以风险防范为目的的监管思路,实行内容与算法并重的双轨审查机制,以及设立平台责任与技术责任双轨并行的责任体系,并对算法的生产性资源数据的收集和使用进行合理限制。     

乱世与法制:五代后晋的刑事立法、司法及其承启性（上）

五代是介于唐宋之际的藩镇割据乱世,长期以来无法、滥刑成为定论五代法制之主流观点。然爬梳分析史料,情状并不完全如此,位居五代中段的后晋在刑事法制建设上就颇有建树,主要体现在:在立法方面,开展了三次规模较大的法律活动,官员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议法热情;在司法上,虽然存在滥刑的一面,但却不乏滥刑纠偏和循法慎刑的案例;数次赦宥显示了皇帝的宽仁之心,当然赦宥也引发了个别朝臣驳议。以上这些表明,汉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儒化法制在五代乱世中尽管受到践踏冲击,但并未发生完全断裂,仍在曲折传承发展。同时,五代法制在唐宋时期展示出独特的承上启下属性,这种承启性在后晋乃至五代刑事法制中得到具体反映。乱世中的五代法制具有丰富、多维、复杂的面向,而不可简单以无法、滥刑概括之。     

晋商与徽商茶叶对外贸易量之比较

茶叶贸易是晋商与徽商两大商帮商业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量的角度对比考察了晋商与徽商的茶叶对外贸易量。结果表明,大体来看,徽商的茶叶对外贸易量大于晋商。这对于进一步深入了解晋徽商的茶叶贸易规模有着重要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发展中的儒家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迅速壮大发展起来,不但其宗教形式、理论、仪规等得以完善,而且完成了向官方道教的转变。在该时期道教的改革发展过程中,道教的一些代表人物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道教代表人物在身世背景、学宦经历、入世态度及思想理念等方面,无不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这使他们在改革和发展道教的过程中,在各方面都深受儒家的影响,由此也决定了道教在该时期的发展中所带有的鲜明的儒家特色。     

西晋加官制度之研究

西晋时期,特进、光禄大夫、侍中、散骑常侍等作为加官具有特别的意义,其中特进、光禄大夫作为加官可以提高官员的地位,往往是官员升迁中的重要步骤,而侍中、散骑常侍作为加官一般是对官员的格外优宠,作为加官时,侍中优于散骑常侍,在官员官职变迁时,加官亦随本官的迁转而由散骑常侍变为侍中。     

论秦晋法家与齐法家经济思想及异同

法家在先秦时期可分为秦晋法家和齐法家两大系，本文对这两大系法家经济思想的特点及异同进行了分析，提出二者都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强调富国强兵、重视以法治国，但由于所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的不同，在经济思想上二者在富国与富民、农商关系的处理上又有所不同。     

农村财务信息化影响因子分析与策略创新

长期存在的村级财务不良态势,已成为新农村建设、村财务公开、平安农村建设、密切干群关系、理财创益的深层障碍。其负面影响已渗透到农村民主政治、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诸多领域。农村财务管理低效现状,信息化建设落后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村级财务信息化建设必须考虑到农村思想文化传统、新农村财政政策和分割的财务管理体制现状,依托金农工程等现有网络工程,开发专用性农村财务信息化软件,改革信息化培训教材,建立以农业行政部门管理为主,以财政部门的村财务信息化工作部为辅的管理体制。     

魏晋南北朝城市的粮食供应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的持续动荡和战乱频仍等多方面的原因，大量的国家编户为了生存的需要而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以求得庇护，使得城市的粮食供应遭遇很大困难。粮食安全成为关乎一个政权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各个政权根据当时的实际，纷纷制定自己的粮食政策，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保障粮食安全，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满足京都和地方城市的粮食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