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科技银行比较研究

从发展演变、外部环境、运营机制等方面对中美科技银行进行了系统比较,为我国科技银行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研究结果表明：①发达的高技术产业、创业投资市场和宽松的监管环境为美国科技银行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我国在这些方面的滞后或不足,是制约科技银行发展的主要因素;②美国科技银行在商业模式、风险控制机制等方面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为美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我国科技银行则处于不断探索的阶段,还没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最后,从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和优化内部运营机制的角度,提出了发展中国科技银行的相关建议。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益分析

2004年10月18日至20日,中国与东盟贸易谈判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就自由贸易区谈判中最重要的内容—货物贸易协议达成一致,并于11月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及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这为如期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铺平了道路,使研究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问题的任务迫在眉睫。本文对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后可预期的贸易效益、投资效益及规模经济效益进行了探讨。     

两江新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及策略分析

两江新区是我国内陆地区唯一的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发展现代服务业已成为两江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以及重庆市政府实现"314"总体部署的迫切需要和最佳选择。本文从现代服务业的内涵及两江新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意义出发,分析了两江新区发展现代服务业具有的比较优势,并从政府行为、产业布局、文化建设、人才引进以及主导产业选择等方面提出相应策略。     

创新生态系统如何驱动企业微创新——一个组态视角的fsQCA分析

近年来,微创新是创新研究领域的热点,如何驱动企业微创新是相关研究亟需回答的问题。整合创新生态系统3个层面六大要素,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以18个微创新案例为样本,探讨创新生态系统驱动企业微创新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第一,单个创新生态系统要素并不构成企业高微创新的必要条件。第二,存在3条高微创新驱动路径,即机会识别主导下的用户驱动型、机会识别主导下的环境与用户参与驱动型,以及机会识别主导下的环境、组织学习与领先用户驱动型。此外,非高微创新驱动路径仅有一条,且与高微创新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第三,机会识别能力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高微创新的3个组态及非高微创新一个组态中,说明机会识别能力对企业微创新具有重要作用。     

西方庸俗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的误导

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庸俗性表现的反思，可得出如下结论：（1）不能割裂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的联系，而过分宣扬“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假设；（2）不能割裂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而孤立地研究经济。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仅仅研究其理论本身，还应研究其产生的思想和文化背景；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模式，不能过分倚重或迷信经济数量分析。对于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放在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民族心理等这样的大背景下来开展研究和寻求解决途径。     

以新的视角审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

本轮经济波动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作为衡量经济过热的重要指标之一的通货膨胀并不明显。本文以宏观总供给的形成、宏观总需求的形成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为线索 ,在历史地回顾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前四次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内在特征的基础上 ,指出当前宏观经济运行已进入一个新时期 ,具有与以往经济波动不同的新特征 ,并着重从推动本轮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和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内在矛盾角度给出了对本轮经济波动的新解释     

中、日、韩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结构变动及比较优势的实证研究——基于RCA与特化系数等的分析

笔者从进出口总量、贸易结构与贸易竞争力3个角度,应用对称性RCA指数、特化系数等指标,对于21世纪以来中、日、韩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比较优势与贸易结构变化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逆差较大,且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对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需求急剧增长;在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领域,中国在整体上比较优势弱,与日本、韩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从分项目的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来看,中国位于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低端,中国弱势行业多为2国强势行业,中国通讯贸易与韩国通讯贸易在出口上存在竞争。     

非政府组织——公民政治参与的“领导者”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缩写为NGO）,出现于50年代,兴起于70年代,在过去20年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如今非政府组织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随着世界民主化浪潮波及全球,公民的政治参与成为当代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比较低的,谁能“领导”公民参与政治,非政府组织无疑是最好的领导者!     

城市环境治理投入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分析

文章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总收益函数分析出发,指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财政支出比例选择上存在的差异;运用混合战略博弈模型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行为进行分析,得出地方政府执行环境政策的最优概率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环境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的最优概率;提出循环经济的推广使用及环境治理问责制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投入,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金融抑制问题的政治经济学

本文从利益集团理论的视角对中国金融抑制问题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解释,认为中国金融抑制的制度安排内生于给予改革当中利益受损集团金融补贴的需要,为了维护转轨时期的社会稳定,降低改革成本,在财政能力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通过加强对金融体系的控制,以利差租金和货币发行收益为主要路径向国有企业、政府财政提供金融补贴。但近年来,随着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的下降,由金融抑制引发的社会风险的累积、金融效率损失等问题使得中国如果继续维持金融抑制政策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和效率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