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内部耦合时空演化及空间收敛分析

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高效协同的区域创新体系有助于将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通过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大湾区10个城市2007-2019年创新生态系统内部耦合协调水平、时空跃迁特征以及收敛性。研究发现,大湾区整体及各城市耦合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基本实现从失调衰退区到协调过渡区的转化,具体可划分为4个等级层次;大湾区创新生态系统协调耦合度存在显著的绝对β与条件β收敛趋势,即最终收敛于同一稳态水平,且城市间差距逐渐缩小。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外交流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创新生态系统协调耦合度起显著正向作用。     

FDI对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分行业面板数据的检验

基于2004—200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15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FDI溢出效应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并没有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主要原因是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一直处于生产微笑曲线的低端;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其自身的研发资本和人力资源投入。     

服务创新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

构建了一个服务企业不同层面创新能力影响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并以酒店服务业为背景,采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武汉、宜昌、襄阳三地的酒店服务创新活动展开调研,搜集相关数据。结果表明：服务企业不同层面的创新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明显差异。其中,新服务开发战略的影响最强,IT经验和注重新服务开发流程次之,市场敏锐性影响最弱;组织创新氛围对创新绩效的直接影不太显著,但组织创新氛围在服务创新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城市群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实证

利用2006-2017年长三角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共4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首先,运用拓展DEA法对两大城市群协同创新水平进行测度,然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影响,进一步以互联网发展水平为门限变量,构建门限模型,探析互联网发展对创新要素在城市群流动的协同创新效应是否存在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的总效应显著为正,空间正向溢出效应显著,且存在群际差异;在两大城市群内,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现非线性,创新人员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倒U型”特征,创新资本流动对城市群协同创新影响呈“U型”关系,相应拐点在不同城市群呈现异质性。     

基于所有制性质的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差异及生成机理——源自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构建基于改进突变级数法的评价模型,研究2009-2017年各省不同所有制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差异,采用ARCGIS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运用全面FGLS回归模型探索不同所有制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差异生成机理。结果表明：①总体来看,内资企业与港澳台资和外资企业创新能力差距尚存;②省级层面不同所有制高技术企业创新能力呈现差异化状态,整体创新能力较强地区港澳台资和外资企业普遍强于内资企业,而其它地区则恰恰相反;③政府资助和引进高素质人才能够显著提升内资企业创新能力,加强产权保护、提高开放程度对内资、港澳台资和外资企业创新能力均具有积极作用。     

企业成功创新经历与未来创新绩效

结合组织学习和企业二元式创新理论,探讨成功创新经历对企业未来创新绩效的影响。以2000—2017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专利数据为基础,研究发现,成功创新经历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后续专利申请数量。但是依据创新实质和创新幅度将创新分为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后,发现企业后续专利申请主要体现在利用式创新方面,不利于企业探索式创新。间接影响因素检验表明,企业间合作研发程度越高,成功创新经历越能够显著提升其后续创新质量,但是路径依赖越强的企业,其后续创新质量越差。从新的视角推进企业成功创新经历研究,就当前关于成功创新经历对后续创新绩效的影响悖论给出解释机制,同时对企业增强创新能力、维持长期竞争优势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汽车产业模块化创新模式与发展战略研究——以广西汽车产业为例

随着模块化技术的引入,全球汽车产业正在步入模块化设计、模块化生产和模块化采购的全新时代,由此带来了汽车供应链关系和零部件配套模式的相应变化,并促进了全球汽车模块化生产网络的形成。以此为背景,从整车设计、零部件供应链以及产业组织3个方面研究了汽车产业模块化创新模式,并基于广西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其问题,提出了广西汽车产业模块化的创新战略。     

企业创新柔性组态路径研究——一个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创新柔性对企业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保持健康稳定发展至关重要,如何提升企业创新柔性受到学界关注。现有文献侧重研究单个因素对创新柔性的净效应,鲜有分析多因素对创新柔性的协同效应。基于组态视角,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探讨网络能力和知识共创两个层面的5个变量对企业创新柔性的联动效应及其作用路径。结果表明,网络愿景、网络构建、网络管理、联合型知识共创和嵌入型知识共创均不是构成企业高、非高创新柔性的必要条件,且单个前因条件对创新柔性的解释力较弱,说明影响企业创新柔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存在3条提升企业创新柔性的路径,即资源获取型、发展—管理型和单一型;导致企业非高创新柔性的路径有两条,且与高创新柔性路径影响因素存在非对称性关系。研究不仅能丰富创新柔性相关理论,还可为企业提升创新柔性提供思路借鉴。     

互联网发展与区域创新能力非线性关系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全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此背景下,明晰互联网与区域创新能力关系至关重要。基于2006-2017年中国内地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运用门槛面板回归技术,全面探讨了互联网发展与区域创新能力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存在边际报酬递增的正向非线性影响,且在政府支持环境下两者存在正向、边际报酬递增的非线性关系,但在对外开放环境下,两者存在正向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对不同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存在异质性双门槛效应,如对高校、企业呈现出正向U型影响,而对研发机构表现为正向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依据该结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差异化“互联网+创新能力”融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