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学衍生企业的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分析

大学衍生企业在日本发展较晚,近年来却备受政府垂青,其原因与日本宏观发展战略由“科学技术立国”向“知识产权立国”转变密不可分。日本大学衍生企业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将大学的大量初级发明转化为创新的过程,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诸多因素的制约。首先是母体大学的影响;其次是企业孵化器等中介机构的影响;再次是其他企业的影响;最后还要受到日本整个融资机制的影响。可以说,日本大学衍生企业今后能否得到健康发展,取决于与上述几种因素的互动程度。     

现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下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制约因素及对策

2014年4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4]17号）,鼓励发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近年来,延边州内各涉农类金融机构积极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创新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全面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还受制于现行农村土地流转法制及机制不完善、产权不清等问题。有必要从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明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健全流转市场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入手,为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全面推广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扫清障碍。     

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跨领域许可FRAND义务研究

在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跨领域许可的进程中，通信产业与标准产品产业就供应链上的许可模式存在分歧。回溯分歧的发生背景和诉讼呈现可知，该分歧的实质为FRAND义务分歧，且应被锚定为终端级自由许可和组件级优先许可两种模式的争议。经总体检视，终端级许可将引致上游供应商实施行为法律确定性缺失、高交易成本困境与专利劫持的潜在风险，组件级许可则具有提升许可效率和抑制专利劫持的合理性，然而组件级优先许可义务的设定不符合比例原则。SEP持有人在有权自由选择许可层级的基础上，应充分履行包含FRAND谈判义务与SEP开放义务的FRAND义务，以消除前述风险。SEP持有人违反FRAND谈判义务的，将受SEP侵权不停止规则的规制，SEP开放义务则依托利益第三人条款的明确约定或合同解释得到履行。     

企业内部知识流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知识流动的过程同时也是企业技术核心能力提升的过程。结合知识流动网络结构模型,分析了企业内部知识网络构成,阐述了企业内部网络知识流动的特征。从结点和子网两层次分析了知识流动行为的微观机理:结点间的知识流动使知识得以在网络中共享和扩散,结点与子网间知识的循环流动形成子网知识增量,子网间的知识流动最终提升企业的技术核心能力。企业内部知识网络知识流动行为主要受知识主体、知识受体、知识距离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兼论金融的调节作用

推动金融、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均衡发展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举措。文章借鉴樊纲等学者的市场化指数测度框架，构建了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指数，运用1999-2017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房地产为第一视角实证检验了房地产市场化改革、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显著推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在房地产拉动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总体上金融支持对房地产市场化改革驱动实体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但这一正向调节效应在金融发达地区并不适用，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反而抑制了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且限购限贷等行政限制类政策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这一负向调节效应。文章的研究不仅为现有关于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揭示了宏观经济"脱实向虚"风险的内在动因，更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房住不炒"定位，构建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提供了新的改革思路。     

如何驱动智能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 ——基于技术可供性视角的机制与证据

随着数字技术的深入发展与广泛应用，数字化创新逐渐成为智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本研究以2016-2021年间380家智能制造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技术可供性视角出发，建立了固定效应模型，系统探讨了技术、行为主体和情境三个层面对智能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多维影响。研究发现：（1）数字化资源、首席信息官与区域数字经济环境为智能制造企业数字化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2）数字化资源、首席信息官及其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在数字化创新方面的赋能效果对国有、高吸收能力的智能制造企业更为显著；（3）区域数字经济环境的优化有助于首席信息官与信息技术在交互中发挥最大的数字化创新效能。     

新冠疫情管控期间西安市人口分布演变及影响因素探测——基于多源时空大数据视角

新冠疫情的"超常规"管控举措影响了城市人口分布,研究其演变规律有助于疫情管控期间城市人口活动规律认知、聚集趋势判断,以及指导精准化管控分区划分和场所差异化管控。基于百度热力和POI数据,采用人口密度指数、ESDA及地理探测器,分析了西安市在2020年2-4月疫情管控期间的人口分布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西安市人口密度值及人口密度波动幅度由一环向郊外递减,且人口数量及人口流动性逐渐恢复。与非疫情阶段相比,居民的日常活动周期未发生较大变化,但受复工后企业错峰午休以及居民减少外出影响,活动特征在局部表现不同。(2)西安市高、较高密度区逐渐增加,较低、低密度区持续减少,而随着疫情管控放开及复工复产推进,城市人口分布逐渐由"中心—外围"转变为"中心—外围、开发区延伸"的空间结构。同时,西安市人口分布呈现明显的高、低值聚集以及内热外冷圈层式特征,且随着人口活力的恢复,这种特征越来越显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防控导向型、防控—就业需求导向型、就业—消费需求导向型、购物—休闲需求导向型四种人口活动模式的特征。(3)西安市7类设施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强度为:住宅小区>餐饮设施>生活服务>医疗机构>购物服务>办公场所>公园广场,且住宅小区、餐饮设施、生活服务、医疗机构的影响强度逐渐减弱,购物服务、办公场所、公园广场的影响强度逐渐增强,指出疫情管控影响下城市配套设施与人口分布的耦合关系变化是影响西安市人口分布由相对分散变为更加聚集的重要原因。     

政府创新偏好、创新要素流动与制造业升级

利用2004—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系统考察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及政府创新偏好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均对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有显著积极作用。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通过提升创新能力间接推动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政府创新偏好在创新资本流动与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以及创新人员流动与制造业高级化之间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对创新人员流动与制造业合理化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在两类创新要素流动推动制造业升级过程中，政府创新偏好的调节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结论对引导创新要素合理流动，推动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