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不断融合,探究数字经济能否以及如何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利用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不含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地区）的数据,对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式和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农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与市场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有关,在市场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涉及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方面）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门槛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水平与农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非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明显的双重门槛特征,即数字经济只有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表现出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会随着数字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而增强。为更好地利用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应鼓励数字技术研发创新,打造高水平数字人才队伍,推...     

欧盟数字经济发展与中国出口贸易利得及其机制检验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正在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给国际贸易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为全面提升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力,欧盟多方位布局数字经济战略,中欧贸易无疑会在这一调整中发生深刻变化。为探明欧盟数字经济发展与中欧贸易联动的内在机理,并为欧盟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提高中国出口贸易利得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证支持,在构建欧盟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取动态因子分析法对欧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欧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中国出口贸易增加值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欧盟数字经济水平的发展可显著提升中国对欧出口贸易增加值,中欧的贸易成本与欧盟数字经济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中国对欧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与覆盖率随着欧盟数字化升级显著提升,这些因素发挥了中介作用,成为提高中国对欧出口贸易利得的关键支撑。鉴于此,中国应提升中欧数字联动,助力贸易降本增效;加大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力度,推动中欧技术协同创新;拓宽中欧数字通路,促进双方供需对接。     

旅游业乘数研究辨正

乘数效应是研究旅游业经济影响中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但"旅游业乘数"是一个伪命题,现有的模型、计算方法是不可靠的,广泛引用的数据也不可信.本文分析了旅游业乘数研究的不足,并提出了几点建议.     

商誉减值的同群效应研究——基于董事网络视角

伴随我国上市公司持续升温的并购重组行为,巨额商誉减值成为影响资本市场稳定的热点问题。本文从上市公司间普遍存在连锁董事这一现象出发,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董事网络视角探究企业商誉减值计提行为的同群效应,并进一步研究内外部治理机制对商誉减值计提同群效应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同一董事网络中的企业商誉减值计提行为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这种现象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突出;网络中心度高的企业表现出更强的同群效应,信息学习效应是董事网络内商誉减值同群效应的作用机制;大股东治理、高质量内部控制、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分析师关注等内外部治理机制减弱了商誉减值的同群效应。上述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应加强同群企业商誉减值计提合理性的审查和监督,同时引导企业提高并购决策效率,合理控制并购溢价,从源头上避免商誉“爆雷”问题。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股票市场波动性之间的跨类及跨国关联：来自中美两国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时域溢出指数、频域溢出指数以及非对称溢出指数,对中美两国3种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股票市场波动性之间的跨类及跨国关联进行了静态和动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在中美两国国内,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跨类关联度最高;在中美两国之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跨国关联主要通过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实现,而且两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关联度在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大幅上涨。第二,中美两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股票市场波动性之间产生的跨类及跨国关联效应在长期和短期具有截然不同的变化特征,同时各变量之间的关联效应大多是在长期形成的。第三,中国或美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性与其本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关联度明显高于其他两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但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造成了较强的溢出效应。第四,不同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美股票市场波动性都存在非对称溢出效应,在两国股票市场波动最为剧烈的时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股票市场“坏的波动”的总体溢出效应均大于“好的波动”。     

债权型货币错配与最优外汇干预程度：基于净值效应的研究

近年来,中国非公共部门债权型货币错配风险持续积累,并通过债权型货币错配的净值效应对金融安全和宏观经济稳定造成冲击,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外汇干预可以抑制净值效应,但如何确定最优的外汇干预程度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对此,文章首先构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开放经济模型并基于产出和价格稳定的视角进行了福利分析。结果显示,净值效应对经济的影响是非中性的,而外汇干预对经济的影响是中性的;净值效应对福利损失函数的影响是非线性且不连续的,其影响大小取决于一国的各项经济参数及冲击的大小;外汇干预程度的调整可以有效对冲净值效应,但是渐进地调整外汇干预程度并不必然是最优的。进而,文章基于中国的经验数据估计了模型参数,测算了最优的外汇干预程度。文章发现,在当前存在严重债权型货币错配的情况下,中国应适度降低外汇干预程度。然而,在逐步降低外汇干预的过程中,货币错配净值效应对物价的通缩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为避免重蹈世界最大债权国日本的覆辙,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的进程中不应完全放弃外汇干预这一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