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位性因素与公共品的最优供给

本文分析了两种区位性因素对地方公共品最优供给(质量与数量)的影响。一类区位性因素为某公共品在城市中所在的区域。分析表明,位于城市边缘地区的公共品的最优质量要小于位于城市中心地区公共品的最优质量。另一类区位性因素为某公共品与居民的相对位置(距离),这一因素在具体分析中被转化为使用居民出行半径表示的指标。结论表明,出行半径的增加一方面加大了中间投票人与公共品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也使得原先距离公共品较远的居民得以有机会享用该公共品。前一种影响对公共品的最优质量起抑制作用,后一种影响的效果则相反。而公共品的最优质量随出行半径如何变化,将取决于这两种效应之间的比较。本文还根据公共品之间是否存在替代性区分了替代性公共品与非替代性公共品,并分析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公共品受区位性因素影响而在最优质量与最优供给数量上所呈现出的差异。     

保险公司价值链及经营要素分析

价值链是企业竞争优势分析的重要工具。引入价值链分析方法,有助于深入分析保险公司的竞争优势。从保险公司的经营活动特征出发,设计保险公司的价值链,有助于更加系统地分析保险公司的经营因素。以价值链为基础,保险公司包括16项基本经营要素：8项“资源与结构”类要素和8项“运营能力”类要素。这些经营要素通过不同的机制影响和决定着保险公司的竞争力,但是各项要素的作用机制并非均衡的。     

地球观测领域国际科技合作影响因素探析

本文通过解读当今世界国际科技合作在地球观测领域发展的新格局,分析新形势下地球观测领域国际科技合作的影响因素,探讨我国地球观测领域国际科技合作的对策。     

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公共区位因子及实证分析

企业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海外研发投资,会受到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不同区位因子的影响。在简要回顾国内外有关企业海外研发投资区位因子选择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了14个相关指标,然后依据由世界银行提供的有关22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数据,利用SPSS软件的因子分析方法,对可能影响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一些公共区位因子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其结果及给我们的启示进行了阐述。     

社会生态环境视域下电子政务发展的制约因素探讨

电子政务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必然会和其它子系统进行持续不断的能量交换,以保持自身的动态平衡。基于生态环境视角,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几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了制约电子政务发展的各种因素,为我国电子政务的进一步发展寻找理论支撑。     

企业合作创新过程中知识转移影响因素及机制研究

在综述国内外关于知识转移影响因素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合作创新过程对知识转移过程的影响因素进行分类、补充和改进,建立了企业合作创新知识转移模型,并对企业合作创新每个阶段涉及的知识转移影响因素作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企业合作创新知识转移机制。     

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多期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首先回顾了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演进历程。接着,实证检验了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跟随客户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动因。研究还发现:1985—1996年样本期内,跨国银行进入动因区位优势假说得到了实证的支持;同时,不同阶段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政策及中国市场的风险因素也影响到跨国银行的进入速度。此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跨国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欧盟商品市场一体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边界效应的视角

本文选用2000-2005年欧盟成员国之间以及欧盟成员国与外部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双边出口贸易额等数据,使用面板数据方法,基于边界效应的视角,分别探讨了欧盟25国和欧盟15国的商品市场一体化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欧盟这样的区域贸易协定对其成员国具有正面影响。地理临近性和文化联系鼓励紧密的贸易伙伴,距离、税率和人口对双边贸易存在负面影响,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同。非关税壁垒成为重要边界可部分解释欧盟25国的内部边界效应高于欧盟15国的研究结果。     

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促进新发展格局形成的路径研究

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从需求端看,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既有利于劳动力等要素流向城市、推进新型城镇化;也有利于高端要素回流乡村,激发乡村蛰伏的发展潜能、促进乡村振兴,从而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拓展新的内需空间。从供给端看,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有利于畅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环节,平衡城乡要素结构,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培植新动能。因此,要发挥“有效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深化城乡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消除阻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各种体制障碍,打通“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城乡要素流动的关键堵点。要发挥“有为政府”在乡村基础设施和政策体系制度供给中的作用,深化户籍、土地等制度改革,使城乡人口流动摆脱户籍制约,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出让机制。要加大对要素返乡的支持力度,全面推进城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的要素支撑。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s' stability: Unfolding the human factor – A case from the Italian public sector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during the emergence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 which created pressure on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 to imple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s (PMSs), such as the balanced scorecard (BSC). Drawing on Granlund's framework (2001) and Giddens' (1979) structuration theory, we engage insights from a longitudinal case study of an Italian local authority to show how managers exercise agency before the mandated implementation of the BSC. This analysis suggests a re-interpretation of Granlund’s (2001) factors of inertia (human, i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in terms of balance among the three factors, and inclusion of a historic and culturally specific perspective. The findings also encourage a broader consideration of the agency of managers in a public entity before the design and enhancement of a NPM t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