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创业投资的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1999年到2003年间我国56个本土创业投资退出项目的数据,本文对我国创业投资退出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国有创业投资机构退出项目的平均投资回报率显著低于非国有创业投资机构;(2)创业投资机构的资本规模与回报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3)上海、深圳两地创业投资机构退出项目的回报率显著高于其他地区;(4)本土创业投资机构的从业时间、投资规模、投资周期、退出方式均与回报率没有显著相关关系。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东道国ESP系统与东道国外商直接投资特征研究--以中国为例

国际直接投资地域结构的时空差异性对忽视东道国因素的传统国际投资理论提出了挑战。文章研究了东道国因素对国际生产资本地域运动的影响，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是东道国因素与投资主体三优势综合作用的结果，东道国环境、体制、政策系统的状态特征决定了东道国外资特征等观点，并实证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与外商对华投资规模和结构的内在互动性。     

基于行为决策理论的投资决策研究：发展及实践意义

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的传统财务决策理论将决策者独立于投资决策过程之外，认为决策者完全能够依据理性决策模型做出最优的决策，但现实并非如此。本文对行为决策理论中关于投资决策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揭示了决策者的行为特征会影响到投资决策及投资回报率的设定，展望了行为决策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前景及实践意义。     

非农投资总量、结构和要素替代对就业的影响

将影响非农产业就业量的增长因素分解为:投资总量效应、结构变化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投资总量的增长是拉动非农就业增长的主要力量,投资的行业结构变化效应以及要素替代效应导致了非农就业的下降。     

我国公共投资规模效率实证分析

我国公共投资规模连年扩大,改善了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但是否存在投资过度的风险?本文运用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公共投资规模效率存在的条件,使用协整的方法分析了大口径和小口径公共投资规模的最优规模,得出我国公共投资规模不足的结论。     

汇率波动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跨国公司的视角

汇率和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国际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两个论题,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本文利用简化的“两国两公司”模型论证了东道国汇率波动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具有实质性影响。通过引入经济学家阿利伯的通货区域理论和“多国投资”模型进一步研究了汇率波动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传导效应。     

中国住宅投资引领经济增长吗?

本文运用1985—2009年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数据,对住宅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领先—滞后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无论是1985—2009年全时段还是以1998年大规模房改为分界线的分时段,无论是全国各省市还是分区域的各省市面板数据,经济增长引领住宅投资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是稳定的;不同于一些研究和政策措施所主张的住宅投资引领经济增长的观点,本文认为找不到证据来支持住宅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论点。由此可见,所谓"住宅引领增长假说"在我国并不成立,而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大力促进住宅投资以带动经济增长、把住宅建设当作国民经济的新增长点和支柱产业的政策值得反思。     

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知识化发展

人力资本投资在推动知识化发展的过程中存在自增强机制，通过促进人力资本保值增值，进行人力资源合理配置，改善配置环境和配置政策、完善配套措施，有助于充分发挥这一机制的功能，从而实现西部地区知识化发展。     

参与、不确定性与投资秩序的生成和演化——解读投资者动机和预期的另一个视角

不同于现有主流理论把投资者的动机和预期理解为投资者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计算过程 ,本文认为投资者的动机和预期表明投资者对于投资决策的一种参与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解释框架。这一解释框架把投资者动机和预期所包含的对于投资决策的参与态度及感受定义为参与指数 ,不同的参与指数形成不同的投资者群体 ,而不同投资者群体的互动 ,决定着对投资决策最终发生实际作用的投资秩序的生成与演化 ,不确定性正是刻划了投资秩序生成与演变的主观性和非设计性。     

中国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

本文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村社区公共物品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说,进而提出在我国公共投资中要注意的问题:既要考虑各地对公共投资有不同的需求,还要考虑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结果表明,除了一些政策因素以外,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农村公共投资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在工商业较发达的村公共投资活动也相对较多。对于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村,由于本地公共投资对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等作用较小,因此这部分村民就不那么愿意对村里进行公共投资。从政策实施角度看,本研究发现,上级政府的公共投资更多地投向贫困地区、偏远山区、农业生产条件差的地区或少数民族地区。这种投资战略有助于统筹区域发展,降低区域差异。